这些数字代表了整个西欧的平均选票，但当目光转向具体的国家，我们就会更清楚地看到民粹主义激进右翼的崛起并没有导致社会民主党的衰落。在许多情况下，民粹主义激进右翼在崛起，而中左翼却没有出现类似的衰落；在另外的一些情况下，中左翼政党在主要民粹主义激进右翼政党出现之前很久就开始急剧衰落。

在瑞士，西欧最成功的民粹主义极右翼政党瑞士人民党在1995年至2015年间的支持率几乎翻了一番：从14.9%升至29.4%，而同期瑞士社会民主党的支持率仅下降了3%。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998年之后开始走下坡路，但在2009年遭受了最大的打击，比民粹主义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的成立早了四年。

荷兰工党（Partij van de Arbeid）在2002年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富图恩名单党（Pim Fortuyn）的崛起中受到了打击，但第二年就恢复得很好。它在2017年的全面崩溃，损失了19.1%的选票（超过2002年总数的四分之三），比2010年基尔特•威尔德斯（Geert Wilders）领导的自由党的鼎盛时期晚了几年。此外，极右翼政党，即自由党和新民主论坛（Forum for Democracy）在2017年仅取得相对温和的增长（+4.9%）。更不用说西班牙的社会民主党了，在民粹主义的声音党（Vox party）最近崛起之前，该党的支持率几乎下降了一半，但在声音党以10.3%的选票进入议会的同一场选举中，该党实际上取得了重大胜利，从22.6%升至28.7%。

对此有一个简单的解释。社会民主党的衰落与民粹主义极右翼政党的崛起有着很大不同的原因。首先，社会民主党的衰落主要是由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的转型造成的。这导致了传统工人阶级工作条件的急剧下降，以及工人阶级在更广泛人群中地位的相对下降。

面对日益衰落的工人阶级和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社会民主党开始以牺牲工人阶级为代价来瞄准中产阶级。受比尔•克林顿在1992年美国总统大选中成功转向中间路线的启发，托尼•布莱尔在1994年将工党更名为新工党（New Labour），并接受了围绕文化（多元文化主义）、经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和国家（欧盟）一体化的新的“一体化共识”（“integration consensus”）。

此外，他试图“去政治化”政治——声称要宣传一种新的“务实”方法和“常识”解决方案。在这种方案中，每个人都声称自己是赢家。不久，其他西欧社会民主党纷纷效仿，如荷兰的工党和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其领导人格哈德•施罗德声称代表“新中间路线”（die neue Mitte）。甚至法国社会党及南欧的政党也开始稳步效仿。

在德国科布伦茨聚首的欧洲极右翼领导人，从左至右为：马泰奥·萨尔维尼（意大利北方联盟党）、弗劳克·佩特里（德国选择党）、基尔特·威尔德斯（荷兰自由党）、马琳·勒庞（法国国民联盟）

在上世纪90年代，社会民主党的平均选票份额仅小幅下降，但民粹主义激进右翼政党的选票份额根本没有进一步上升。这一重大转变直到本世纪初才出现，最引人注目的是在9·11恐怖袭击之后。“反恐战争”的政治框架使移民、伊斯兰教和安全等文化热点成为新世纪的主要问题。由于以文化而非经济术语来定义，在许多西欧国家，这种新的政治结盟导致绿党成为主要的左翼政党，民粹主义激进右翼成为主要的右翼政党。

民粹主义激进右翼的领导人喜欢被视为旧的社会民主党“工人党”的接班人，即“真正劳动人民”的真正代表。例如，德国新选择党前党魁弗劳克•佩特里（Frauke Petry）公开宣称“德国新选择党希望成为新的社会民主党”。自封的极右翼巡回大使、前特朗普顾问史蒂夫•班农声称，“有很多站在桑德斯一边的人将在2020年投票给我们”。

但即便是这样的雄心壮志，也包含了对工人阶级投票历史的一种误导性假设。的确，自二战以来，西欧的工人阶级不成比例地把票投给了社会民主党以及有关的共产党——但相当一部分工人阶级总是把票投给右翼政党。

三

自上世纪80年代初民粹主义激进右翼出现以来，其选民基础一直在不断变化——白人工人是一个重要但远非主导的组成部分。80年代少数民粹主义激进右翼政党的选民人数较少，民调一直低于5%。其选民有着不同的阶级背景和过往投票行为。诸如比利时弗拉芒集团和法国国民阵线等政党在自雇者中的影响尤其强大，同时也吸引了蓝领和白领工人。不出所料，考虑到民粹主义极右翼政党宣称自己是左右两派的替代品，它们吸引了两派选民，也吸引了一些首次投票和未投票的选民。

上世纪90年代，当一些民粹主义极右翼政党开始公布更好的选举结果时（得票率在5%至15%之间），其支持者的结构也发生了明显变化。这些政党保住了以中产阶级为主的支持者，但工人阶级的选票开始大幅增加。汉斯-格奥尔格·贝茨(Hans-Georg Betz)是民粹主义极右翼政党学术研究的先驱之一，他是第一个注意到民粹主义极右翼无产化（“proletarisation”）的人。

上世纪90年代末，极右翼党的宣传方式发生变化，这进一步强化了工人阶级对民粹主义激进右派的忠诚。以前，这些政党中有许多支持典型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如降低税收和私有化，但现在他们开始强烈支持沙文主义的福利国家——这种福利将是强大的，但只针对“我们自己的人民”。

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法国国民阵线和奥地利自由党等较为成功的民粹主义极右翼政党选民结构开始变化，其与传统的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党选民结构更接近。在世纪之交的大众和学术著作中，这些成功的民粹主义极右翼政党开始被称为“工人党”，因为它们是（白人）工人阶级中比较受欢迎的政党之一。在西欧，典型的民粹主义极右翼选民现在被描绘成一个年轻的、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工人阶级男性。

但这是一种误导：与成功的民粹主义极右翼政党在整个社会中的比例相比，年轻选民和工人阶级选民在成功的民粹主义极右翼政党的选民中所占的比例确实过高——但在这些政党的选民中，他们充其量只占简单多数，而不是绝对多数。

今年5月，德国社民党主席安德里亚•纳勒斯(Andrea Nahles)发表讲话

事实上，大多数支持民粹主义极右翼政党的选民都不是工人阶级，而且大多数工人阶级选民也没有把票投给民粹主义极右翼。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2000年至2015年间，“只有”31%的“工业工人”和23%的“服务工人”投票给了西欧民粹主义激进右翼政党。虽然法国国民阵线和奥地利自由党是例外——工人分别占选民的45%和48%——但其他这类政党的数据要低得多，比如意大利的北方联盟只有17%。此外，调查显示，民粹主义激进右翼政党并不主要从社会民主党那里争取选民。抛弃社会民主党的选民不会主要转向民粹主义极右翼政党。

在2017年的德国议会选举中，社会民主党的得票率从25.7%下滑至20.5%，与德国选择党相比，社会民主党更多输给了其他主流政党和不投票者。德国选择党以94个席位（12.6%的选票）首次进入联邦议院，从默克尔领导的中右翼基督教民主联盟、不投票者和“其他党派”（尤其是极右翼的国家民主党）那里赢得的选票比社会民主党更多。

荷兰和意大利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荷兰工党在2017年被淘汰，从25%跌至6%，但其前选民大多转向了绿党、激进左翼和社会自由党，而非民粹主义激进右翼的民主论坛和自由党。第二年在意大利，伦齐领导的民主党失势，但几乎没有一个选民转向马泰奥·萨尔维尼领导的北方联盟，该党主要从其他右翼政党和首次投票的选民那里获得选票。

这些例子表明，与上世纪90年代最初的扩张不同，民粹主义极右翼政党最近的增长并不是靠赢得更多工人阶级的支持来推动的。真正的叙事是，主流评论人士和政界人士对9·11和“难民危机”等事件的反应使民粹主义激进右翼的观点更多地进入了主流讨论，而他们的“解决方案”也因此被更广泛的公众群体所接受。因此，最成功的民粹主义极右翼政党现在是全民党（Volksparteien）——“人民的政党”而非“工人的政党”——且不只是代表工人阶级。

四

这不仅仅是一场学术辩论。这种对民粹主义极右翼选民的误解给中左翼政治带来了严重后果，因为这导致许多社会民主党对民粹主义极右翼采取了失败的策略。人们愈加明了“第三条道路”只是推迟了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的衰落，并开始寻找替代方案。但压倒一切的战略重点是如何“赢回”“被抛弃的”（白人）工人阶级的选票

这一争论一直被两大对立阵营所主导——粗略地说反对社会派的自由派。每个阵营对社会民主党衰落和民粹主义激进右翼崛起的主要原因都有不同的看法，但他们都认为“赢回工人阶级”是最重要的任务。这场辩论的一个版本发生在特朗普获胜后的美国：密歇根州和俄亥俄州的白人选民之所以投奔特朗普，是因为他们在财务上遭遇困境（“经济焦虑”），还是因为种族和民族优越感（“文化反弹”）？

自由派倾向于主要从文化反弹的角度考虑白人工人阶级对民粹主义激进右翼的支持，尽管他们不否认经济在其中发挥了作用。这是正确的——正如我们接下来看到的那样——但他们的反应是无效的。其往往采取模糊的呼吁“恢复民族主义”的形式，而这几乎总是归结于收紧移民政策。

尽管许多自由派人士一直在前线抨击“民粹主义”，将其视为当今对民主的最大威胁，但许多知名自由派人士已含蓄地接受了民粹主义激进右翼的框架。曾领导德国社会民主党近10年的西格马尔•加布里尔（Sigmar Gabriel）在2016年宣布，希拉里输给特朗普的教训是，“那些失去了锈带工人支持的人，无法被加州的潮人拯救”。这与作家大卫•古德哈特（David Goodhart）流行的民粹主义二分法——“某些地方”（somewheres）和“任何地方”（anywheres）——没有太大区别。

以布莱尔命名的全球变化研究所一直在努力推动一个针对移民问题的“进步方法”，但对于自由派而言，民粹主义的反弹不是因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抑或是其导致的在之前相当平等的西欧社会中的巨大的经济不平等，而是“人们感觉欧洲移民正在造成损害”。

这是一个熟悉的故事，社会民主党和民粹主义激进右派都有同感：社会民主党支持开放边界，反对“人民”的意愿，“人民”通常指的是（含蓄的白人和本土主义者）工人阶级。数十年来，民粹主义激进右翼政客们一直声称，社会民主党“背叛”了白人工人阶级，转而支持移民和穆斯林——他们所谓的新选民。实际上，社会民主党与移民和多元文化主义的关系要复杂得多。

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大多数社会民主党确实是移民和多元文化主义的坚定支持者。在许多西方欧洲国家，这些政党和反种族主义运动联系紧密，如在法国种族求救组织（SOS Racisme）的第一任负责人后来成为法国社会党的第一书记，且社会民主党人之前一直在与右翼政治斗争的最前沿。

但整个西欧的社会民主党在实际政策上往往不那么支持。他们不接受或承认自己的国家已经成为像美国或加拿大一样的“移民国家”，他们明示或默示地支持经济移民的限制（如在1970年代的石油危机的震荡中）和政治庇护的限制（如在90年代早期南斯拉夫内战后）。

同样，他们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支持主要是象征性的——因为没有一个政党制定出连贯的政策，更不用说多元文化主义的社会民主愿景了。布莱尔自己的政治遗产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正如移民政策研究所（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的威尔•萨默维尔（Will Sommerville）所指出的那样，布莱尔和新工党扩大了经济移民，但公开支持“更强大、更严格的庇护和安全措施”。

在许多方面，布莱尔的做法说明了社会民主党在上世纪90年代对移民日益政治化的反应是多么混乱。随着第三条道路不再能阻止其在选举中的衰落，中左翼政党加入了中右翼，采取了一种合作策略——换句话说，拥抱民粹主义激进右翼的主张，以试图将支持它们的政党边缘化。在9·11恐怖袭击之后，对“更现实”移民政策的呼声越来越高，对（主要是）穆斯林“移民”的“更严格”融合政策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只要记住戈登•布朗（Gordon Brown）在2007年发表的“为英国工人创造英国工作（British jobs for British workers）演讲，就知道这是对民粹主义激进右翼的狗哨——国民阵线在上世纪70年代的竞选口号与之类似。

五

这种摇摇欲坠的自由主义方法的左翼替代方案来自那些通常认为自己是“民主社会主义者”的人。这个阵营公开接受了“左翼民粹主义”的观点，深受比利时政治理论家尚塔尔•墨菲（Chantal Mouffe）及其已故丈夫阿根廷人埃内斯托•拉克劳（Ernesto Laclau）的影响。他们最著名的是对第三条道路的批判，即从政治上消除冲突和党派之争。他们对后马克思主义“激进民主”的呼吁影响了整整一代左翼学者和政治家，尤其是在拉美和南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