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中国已经经历过一个人口转折点，就是15岁-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在2011年开始负增长，带来典型的冲击是供给侧的，比如一是劳动力增长减慢，成本提高，企业成本提高，比较优势下降。从那时开始，我们制造业比重下降了，出口比重也下降了；二是新成长劳动力减少，人力资本改善速度放慢；三是随着劳动力减少，企业被迫用资本替代劳动，用机器替代人，替代得过快的话，就带来了投资和回报的不相对应，也就是经济学上的资本报酬递减；除此之外，劳动力减少，农村向城市劳动力的转移速度也放慢了，这个转移本来可以带来资源重新配置效率，但随着转移速度放慢，生产率改善的速度也就放慢了。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放在一个生产函数里，就意味着潜在增长率是下降的。

实际增长率围绕着我们当时估算的潜在增长率。潜在增长率出现下降，2011年之后的实际增长率也跟着下降。但是两者还是一致的，说明我们达到了自己的潜力。

同时，新的人口负增长的人口转折点到来以后，供给侧的冲击还在，而且还会加强。上一次劳动年龄人口开始负增长到今天这段时间里，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速度还是比较平缓的，可以说是一个缓冲期。但随着总人口开始负增长，劳动年龄人口的负增长相对会加快，这也就意味着过去我们所知的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在今后会加剧。

但是，我们应对供给侧的冲击还是有经验的。过去10年里，我们部署了很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措施。我今天想强调的是，我们应该预料到供给侧冲击还会存在。我们中国社科院的同事一起做过一些预测，我们预测从现在开始，未来我们的潜在增长率还会下降。我们也预测了两个方案，一个叫“中方案”，就是一切趋势按照现在这样走；还有一个改革的“高方案”，就是说加大很多领域的改革力度，从而带来改革红利，以提高潜在增长率。

在知道今年我们人口会到达峰值进入负增长以后，我提出一个说法，叫做“取乎其上得乎中”，就是必须用高预测方案的改革力度，才能达到中预测方案的实际增长潜力。我的同事按照新的人口数做了一个估算，也恰恰证实了这一说法，就是必须加大改革力度，必须有足够大的力度，才能取得我们希望达到的增长力度。

我更想强调的是，从一些国际经验来看，除了潜在增长率下降，人口对经济增长带来的很大一部分冲击还在于需求侧。比如说从东欧和波罗的海这些典型的原苏联东欧国家来看，他们从90年代开始人口就不怎么增长了，因此把它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相比较，多年来它的增长速度都是显著偏低的。另外最新的几个人口负增长的国家，在人口变成负增长的时候，经济也都经历了负增长，这个冲击效果还是很强烈的。再比如说从日本的经验看，需求侧的因素也是人口负增长的新因素，这也是我们过去关注不够的。

第三，从国内大循环的角度看一看消费需求，这样可以回答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问题。

消费受人口增长的影响是肯定的，因为人就是消费者，人口是消费的总和，两者是密切相关的，这叫“人口总量效应”。

老年人特别是中国老年人，收入水平相对低于劳动年龄人口，社会保障还不够充分，差距也比较大。同时，他们消费有后顾之忧：64岁的人要为70岁着想，70岁的人还想我80岁怎么办，80岁了还想90岁，并且不只为自己的未来着想，还要想儿子辈、孙子辈。所以他们的消费倾向也比较低，这是“年龄结构效应”。同时我前面说过，人口增长转负，经济增长速度放慢，收入增长也会放慢，这个叫“增长效应”或者叫“收入效应”。因此可以看到，人口降下来了，我们的GDP也降下来了，那么消费总额的增长速度也减慢了。

购置年货的民众   新华社发(李秀清 摄)

人口负增长的趋势无法逆转，但可以改变行为，改变预期。比如收入差距过大，我这里引用一个低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消费倾向的研究成果，可以测算出增加10%的收入中有多大的比例会用于消费。那么，对于相对收入较低的群体来说，消费倾向一定是比较高的，而非常富裕的群体增加了收入也没有更多的消费意愿，消费倾向较低。

结论就是，改善收入分配，可以改善总体的消费格局，可以扩大消费需求。因此，我们今后的一个重大挑战在于消费侧。而“共同富裕”、“国内大循环”，就意味着要把庞大的人口规模变成中等收入群体的大规模，变成庞大的超级大市场。

其中一个做法就是新型城镇化，特别是“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核心”，我的理解就是以农民工市民化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这是我们需求侧改革红利的一个重要来源。基尼系数达到0.468这么高的水平，其中大约有一半的贡献来自于城乡收入差距，因此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也就缩小了总体的收入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