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为什么没有出现”绝望死亡“的上升？

观察者网：您刚刚也提到了，二三十年前，跨国公司将工厂迁移到了像中国和越南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以获得更高的利润，欧洲同样经历了失业的挑战。但为什么这种“绝望死亡”在欧洲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工人阶级中没有出现，可否再展开说说？

安格斯·迪顿：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我认为欧洲在应对全球化带来的失业问题上做得更好。工业化和大规模移民，对每个人来说都很困难。但欧洲有覆盖广泛的福利制度。所以，如果你在欧洲失业，会得到比在美国更好的照顾，这对缓解欧洲“绝望死亡”很有帮助。

欧洲对贸易冲击一直持开放态度，因为这些国家相对于美国来说是小国，相对于其GDP而言贸易量也很小。

此外，欧洲的阿片类药物监管比美国做得更好。刚才我们已经讨论过，这与金钱政治有关。

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欧洲的医疗成本没有美国那么昂贵。在欧洲，这些费用是通过一般税收支付的，而在美国，医疗费用是由工人的统一税收支付的。我在书中解释过原因，这意味着美国的公司高管和安保人员的医疗成本是一样的，所以公司有很大的动力裁员。这种压力在欧洲不存在。

我认为欧洲并非没有出现严重的“绝望死亡”，以上是三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但有一个特别悲惨的例子是在我的祖国苏格兰，因毒品而造成的死亡率几乎和美国一样高。

美国经济发展没有善待低学历人群

观察者网：您的研究显示，高等教育在减少“绝望死亡”方面作用关键。我的问题是，美国老百姓对此有多大的认识？以及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希望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来克服失业的危机。在中国，如果一个人失业了，他更可能会去参加培训或者参加技能考试以提升自己，而不是酗酒或吸毒。

您还提到，学士学位的收入溢价是对受教育的奖励，也是上大学的动力，但在第11章中，您指出这种激励似乎作用不明显了，1996年至2017这段时期，取得大学比例的年轻人占总人口比例没什么变化，为什么呢？

安格斯·迪顿：首先，正如你说的，美国过去几年确实上大学的人数增加不多。

如果追溯更远，美国曾是世界上教育领先的国家之一，美国的教育水平比大多数欧洲国家都要高。而且，学士学位的收入溢价在20世纪80年代大幅上升：当时拥有学士学位及以上人群的收入比普通工人平均高40%；到2020年，经济学家们估计已经高出80%。

40-59岁美国成年人中自我报告“不太幸福”的人口比例，上图显示，没有本科学位的白人群体不幸福比例在2000年之后大幅上升（第二根虚线）。作者测算

但在过去几年里，大学入学人数并没有大幅增加。事实上，只有大约38%的美国人拥有大学学位。

我认为大多数美国人都知道拥有大学学位是非常有价值的，但我们需要谨慎看待这一点，因为不仅是教育，我认为还有许多其他因素导致没有大学学位的人生活更艰难。而且很多人在50或60岁时也没有意识到他们需要大学学位，这在二三十年前，似乎也不像现在这么重要。

我一直主张，我们没有很好地对待没有大学学位的人，很多人失去了工作或从事低薪工作，而很多好工作被留给了拥有学士以上学位上的人，而实际上这种工作并不需要学位。因此，这方面存在一些问题。总的来说，这非常复杂，但可以肯定的是，美国人明白拥有学位是非常重要的。

尽管会被说成是共产主义 但我主张美国应该有更多监管

观察者网：美国低学历人群的生活水平下降，很多人愿意相信这是市场经济运转造成的，包括药品行业。但您认为政府代表人民进行干预是必要的，这与中国政府经常做的非常相似。但是您在书中也提到，有人批评奥巴马医改加剧了药品的滥用，您怎么看？

安格斯·迪顿：美国芝加哥那批极右翼分子会这么说，要么批评百姓懒惰，要么批评政府做的一切都是错的。奥巴马政府的医改让药品滥用更严重是胡说八道。

政府需要成为一个更有效的监管者，这是我的观点。欧洲在药品公司、大型科技公司等方面的监管要比美国更有效，但依旧不如中国那样的全面监管效果显著。

因此，这些事情是有等级之分的。美国的监管我认为太过宽松了，为防止灾难发生，美国需要更好的监管。

我认为欧洲的监管做得更好，但有很多反对者认为由于监管过多，让企业难以生存，所以欧洲没有亚马逊、没有谷歌、没有奈飞，这些大科技公司被认为是美国科技的伟大成就。但我反而主张我们需要更多的监管，特别是对制药公司和在美国的银行系统。

观察者网：那么具体到医疗行业，您认为政府应该如何发挥更好的作用，使得医疗行业不要成为“绝望死亡”的推手？

安格斯·迪顿：必须降低成本，所以我支持单一付款人制度（单一付款人医疗保障制度是一种由税收资助的全民医疗体系，覆盖所有居民的基本医疗费用，费用由独家公共系统承担，编者注）。

这在美国的右翼经济学家看来，会认为我可能是某种共产主义者。但我认为，如果没有这个，美国就永远无法控制医疗成本，永远无法让每个人都享有医疗保险。

美国的健康问题并不是因为健康系统太糟糕，而是因为它太昂贵了，而且这正在使国家破产。这就像有一条巨大的蟒蛇缠绕在你的脖子上，吸走你身体里的所有空气，吸走了我们本需要用于其他用途的大量国民收入，这就是它造成的危害。

事实上，近年来我们在对抗癌症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我们所讨论的大多数死亡案例，如绝望死亡和心血管疾病，实际上与医疗系统几乎没有关系。

无论谁当选，希望美国能继续推动有利于工人的政策

观察者网：最后一个问题我觉得很有意思，在世界范围内都有广泛的讨论。近年来，全球供应链经历了一波新的重塑浪潮，美国和欧洲正在努力使制造业再次繁荣。所以，您认为受教育程度较低人群生活状况的下降趋势在未来会逆转吗？

与此同时，像OpenAI这样的新技术正在从拥有大学学位的人手中夺走白领工作，甚至我们新闻从业者的工作。那么您认为，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未来是否会面临失业，成为绝望死亡的主流群体吗？如果这种情况发生，该如何应对这股新潮流？

安格斯·迪顿：目前美国大选正在进行之中，未来不管谁当选，我希望能继续推动有利于工人阶层的政策。这可能会使情况有所好转，但现实中确实有很多阻力。

AI技术就是其中之一。达龙·阿西莫格鲁和西蒙·约翰逊最近有一本非常好的书《权力与进步》，讨论了历史上的技术变革。他们认为AI这样的技术变革，可以被用于多种用途。历史上发生的技术变革使得掌权者得到了好处，我现在担心的是人工智能被科技巨头控制，而科技巨头并不真正关心工人阶级的利益。

我还非常担心美国的一个问题是，我们曾经有代表私营部门工人的工会，现在基本上都消失了。现在企业的权力比以前要大得多，这件事的潜在风险更大。

我无法预测未来，但未来仍然任重而道远。

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家安格斯·迪顿的新著《美国怎么了》（Deaths of Despair and the Future of Capitalism)作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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