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物滥用、吸毒、酗酒和自杀，这是美国目前面临的严峻社会问题。正如美国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万斯在他那本著作《乡下人的悲歌》中所讲述的那样，无数像他母亲那样的美国中年白人陷入酗酒、吸毒、失业的深渊，纷纷走向不自救的道路。据美国CDC的估算，2023年全年因嗑药过量而死亡的美国人比2022年下降，但仍然高达10.75万人。    

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家安格斯·迪顿和安妮·凯斯在他们的新著《美国怎么了》（Deaths of Despair and the Future of Capitalism)中，非常详细地记述了这样一批低学历美国白人群体，回答了他们为什么会在过去三十年成为“绝望死亡”急剧上升的主要人群，并深刻分析了美国资本主义辜负众生的原因。

近期，观察者网就中国读者关心的热点议题，与《美国怎么了》的作者之一诺贝尔经济学家安格斯·迪顿进行交流。

安格斯·迪顿和观察者网编辑远程连线，交流他的新书《美国怎么了》（中信出版社2024）视频连线截图

【文/观察者网 高艳平，翻译/观察者网 吴煜（实习生）】

单独挑中国作为罪魁祸首 无益于问题的解决

观察者网：《美国怎么了》主要关注的是低学历美国白人的“绝望死亡”，您提到有三大诱因是自杀、药物和酒精。但是什么导致了绝望死亡率的增加，您在第五章中提到了几个原因：如全球化、技术变革、员工医疗成本上升等。你似乎不同意一些流行的观点，例如人们变得懒惰；或者特朗普和其粉丝所说的移民、中国人窃取了美国工人阶级的工作，为什么？

安格斯·迪顿：我认为懒惰的观点是荒谬的。我不认为人性在过去四十或五十年里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也不认为人们变得懒惰。此外，这是作家查尔斯·穆雷提出的观点，而这是错误的。如果人们变得懒惰，不愿意工作，那么工资就会因为劳动力短缺而上涨。而实际上，工资却下降了。所以，我认为懒惰的观点并不成立。

移民问题非常复杂，我自己也不完全确定我的看法。我们必须考虑过去100年来的移民情况。移民问题在所有发达国家都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移民的大量涌入影响很大。我认为很多人担心移民挤占就业市场，或者移民压低工资，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对的。因为进入美国和许多发达国家的移民大致分为高技能和低技能两类，而高技能移民通常受到欢迎。所以问题的争议在于低技能移民。

我绝不会使用“窃取我们工作”这样的词语，但全球化确实给世界各地的工业带来了影响。很多以前在美国制造的东西，现在在墨西哥、越南或中国制造。这让很多美国人感到愤怒。所以问题不在于特朗普是否正确，而是很多工人对此感到不满。

比如，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之后，西南部有很多社区消失了，因为所有的工作都消失了，这些社区也不复存在。所以，人们对此感到愤怒是可以理解的。

我认为挑出中国作为特定的罪魁祸首并没有什么帮助，但中国制造的产品确实给世界各地的发达国家带来了挑战。

美国药商正在靠杀人赚钱 就像当年发动鸦片战争的英国人一样

观察者网：由于中国制造的全球地位，西方主流媒体和美国政客不断指责中国应为毒品引起的绝望死亡负责，特别是芬太尼，这对中国人来说是令人震惊的。毒品成瘾在美国并不是新鲜事。您在《美国怎么了》第九章中写道，1971年有34%的美国士兵吸食海洛因，20%的人成瘾，而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开放。您也明确指出，药物滥用是导致绝望死亡率上升的部分原因，其中一个数据比较吓人：2012年，医生开出的阿片类药物处方量已经足够所有美国成年人吃一个月的。您能进一步解释一下吗？实际上谁应该为美国的阿片类药物死亡负责？

安格斯·迪顿：首先让我纠正一个事实。你说1971年34%的美国士兵海洛因成瘾，那是34%在越南的美国士兵，因为那里阿片类药物非常容易获得。

即便如此，我认为，美国的药物滥用一直是一个巨大的悲剧。在我的书中，我把美国在1990年代末和2000年代初发生的事情与中英鸦片战争做了一个类比。

中国的读者对鸦片战争都很熟悉，在鸦片战争中，利润驱动的商人——用恐怖分子或许更合适，他们是我的同胞苏格兰人——想要打开中国市场，就迫使当时已经衰弱的大清王朝允许他们给中国人贩卖鸦片。所以19世纪中国发生的事情就是，富裕的资本家们通过使人鸦片上瘾并杀死他们来致富。

这在1990年代末和2000年代初的美国再次发生了，制药公司中最臭名昭著的是萨克勒家族的普渡制药公司，他们销售改良版的海洛因，使大量美国人上瘾，导致数十万人死亡，而他们因此致富，这一点堪比当年的鸦片战争。

美国非西班牙语裔白人（粗黑线）在45-54岁的死亡率，并没有像法国、英国和瑞典那样下降。作者测算

有趣的是，同样的药物在欧洲也有，但并没有引起大规模的死亡，原因是欧洲的监管机构不允许公众滥用这些药物。

美国之所以会这样，我们认为这主要归结于美国的政治体系。在这种体系下，立法者非常依赖大公司的资金。他们长期为大公司服务，并没有试图阻止药物蔓延。

最终，是医学界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并停止了药物供应。然而，这已经引发了非法药物蔓延，首先是海洛因，然后是芬太尼，芬太尼更容易上瘾，也更危险。现在它成了一个非法流行病，最初是合法流行病，但后来变成了非法流行病。

总的来说，美国并不是唯一一个面临药物问题的国家。芬太尼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因为芬太尼很容易制造，价格低廉，而且非常致命。

没有人相信美国人滥用药物要中国人负责，就好像美国的枪支流行病要发明火药的中国人负责一样。芬太尼的某些化学制剂的确是中国生产的，但中国政府正努力与美国政府合作控制这一问题。我敢肯定，那些说中国应该对此负责的说法，就是美国媒体关于中国的愚蠢说法之一。我们需要共同努力解决这个全球性问题，而不是相互指责。

观察者网：感谢您不带偏见的回答。您提到了关于药物成瘾的问题，并指出包括医生、监管者和制造商在内的多方面责任。您还深入指出这说明了民主政治在解决阿片类药物危机方面的失败。你能否详细解释一下？

安格斯·迪顿：这不是民主政治的问题，问题在于需要大量资金来助选的金钱政治。这往往使一些立法者对大企业非常友好，因为资金来自他们。这在世界各国都是一个头疼的问题，因为没有政治家会讨厌钱。

我知道中国发动了一个大型反腐运动，而在美国很多这类事情是合法的，因为政治家需要大量资金才能当选，而当选的人通常对企业非常友好。

我认为问题不在于民主，而在于民主的腐化。在欧洲，他们有民主，但没有像美国那样严重的毒品成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