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尽管观点有所出入，但家事诉讼在审判层面“僧多粥少”和“良莠不齐”的局面是客观存在的。

为了在短期内让疲惫不堪的司法供需重获平衡并保质保量，目前阶段，公检法机关更注重用诉源治理（以预防和解决纠纷为主要职能的基层司法）的方式以减少案件数量——一是化解已有纠纷以减少进入司法程序的案件，二是对已进入司法程序的案件通过诉非对接（诉讼与非诉讼纠纷结合解决）等形式快速化解纠纷，以减少后续衍生案件。

“有些网友一听到公检法机关要‘调解’，就觉得在‘和稀泥’，要求刚性执法司法。”一名抽调到基层的检察官对我说。“有这个想法也正常，大家都是希望惩恶扬善是黑白分明的。我以前在办公室‘只对案不对人’时，也觉得就该一切按法规处理，但到了基层‘对人又对案’时想法就变了。”

这种“法理VS情理”、“执法理论VS实际操作”的矛盾最突出的还是派出所。例如，2022年，小刘辖区内的一对表兄弟，因琐事打架闹到了派出所，小刘依法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将二人拘留。“严格依法拘留其实才是最简单的，办案也就几个小时，但之后呢？”在两兄弟拘留期间，两人之间的纷争迅速激化为两个家庭的群殴，甚至连两家70多岁的老人都下了场。

“两家人都说拘留会在孩子档案上记下不光彩的一笔，以后前途大受影响，互相怪罪对方。新仇加旧恨，越想越气，就演变为斗殴事件。”后来记笔录时，两家人都十分后悔：长辈们在调解室中将怨气合盘托出时，才知多年前的旧恨竟是误会使然。老人互相拥抱泯了恩仇，但晚辈们的聚众斗殴案底终究是泯不了了，这个事情让民警小刘也有些自责和心理负担。

“我非常反对‘和稀泥’，但我觉得现在有些声音是刻意丑化我们‘基层调解机制’，想将调解工作一杆子打死。”一名受访者强调，公检法机关在处理家事案件时，面临信息不对称、证据收集困难等问题，诉讼会影响了审判的科学性、公正性及效率。

“我之前经历过一个案子，夫妻感情出问题后，男方买了一个拳击架到书房打拳，女方很恐惧，觉得男方想练拳殴打自己，并认为是家庭暴力中的精神暴力，但男方觉得是正常锻炼加情绪发泄。这种情况，放到绝大多数没有基层调解机制的国家，直接鼓励女方走诉讼吗？众所周知，打官司会耗费大量成本，而其带来的结果，很多人更是难以接受。”

04

这些年，各地法院都在探索家事纠纷调解前置程序。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工作人员为当事人办理立案登记（2015年5月4日摄）。2015年，人民法院改“立案审查制”为“立案登记制”，困扰群众多年的“立案难”从此化为“有案必立、有诉必理”。

如何启动？大部分法院坚持以离婚纠纷当事人同意为前提，少部分法院正在试行强制调解。“就一般的家庭纠纷而言，调解程序希望先让双方情绪发泄出来，再通过对话缓和矛盾以及捋清双方责任和诉求。有误会的解开，有不足的尽量改正弥补，即便家庭或亲情不可避免走向破裂，也争取好聚好散，就子女或老人抚养、探视问题达成友好协商。在调解期间，也会充分了解和尊重未成年人的意愿，争取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

调解主体？大部分法院通过家事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人员构成各地均有不同。

一些地区由诉前调解法官进行，由于人员奇缺，绝大部分法院实行“调审合一”，即调解环节和审判环节由一人“从头到尾管到底”，好处是法官在前期调解工作中对纠纷情况和双方当事人有更详实的认知，一定程度上也让法官“更接地气”。

弊端是“一杆子插到底”容易使法官将调解期的个人偏好带入审判环节，甚至个别案例中不慎将自己牵扯进去；

一些法院外聘调查员、调解组织等进行，得到的反馈是——“说实话，现在调解人员的准入准出标准、权责清单和专业水平都是参差不齐的”；

一些地区挖掘律师志愿者、社区志愿者或网格员参与调解——“我们区就我个人感受，在处理情法纠葛的民事纠纷时，高学历的年轻网格员远远比不上社区里热心的退休大爷大妈。”

调解场所、期限、结果？原则在法院内部的调解室进行，但部分法院通过在社区、村委会等场所设立家事纠纷调解工作室对离婚等家事纠纷进行前置调解。调解期限一般为20-30天，部分地区经当事人同意可进一步延长，但期限不超过15日。

双方达成调解协议时，由法院出具调解书，当事人可通过申请司法确认的方式要求协议强制执行。“比如离婚协议，人民法院应当主动审查，对涉及财产部分进行司法确认，为后续工作增添强制执行力”；当案件调解不成功时，除当事人明确表示放弃进入诉讼程序的情况，案件均自动转入诉讼程序。

诉后执行？多名受访者提到，家事案件中的财产权利型案件“执法司法性价比极低”、“小案不小办”。如“三费”（抚养费、抚育费、赡养费）的执行，执行数额并不大，通常几百或千余元，但多年的爱恨纠葛导致被执行人抵触情绪极其强烈，且该类案件是典型的需要长期、周期执行的，“即使本月案款追着他/她执行到位，后期执行也难以保证。”

“其中涉及家庭暴力的案件最为复杂，即使判了，之后对“受害者人身保护令”的执行也很艰难。法院内部没有专门的司法资源来负责执行保护，那么是由义务审判庭的法官执行还是执行局执行呢？或者由协助部门比如公安、村委会或居委会执行？但谁又能做到千日防贼呢？”而在可能涉家庭暴力的离婚案件中，被告往往不同意离婚，而原告在证据方面又相对缺失。

在此情形下，法官在诉前调、庭审前、庭审后、宣判前等各阶段均插入调解工作，邀请当事人中较有威望的亲属参与调解，以期达到原被告“好聚好散”，降低后续纠缠报复等衍生案件甚至“民转刑”恶性事件的发生概率。

05

值得一提的是，并非所有“家事案件”都是民事案件，家暴便不是“家务事”。但这种隐秘而令人窒息的犯罪，受害者面临界定难、举证难、法律执行与社会支持不足等问题。尤其是农村及偏远地区，受害者缺乏足够的法律意识和资源来维护自己的权益。而当犯罪牵扯未成年人时，其复杂纠葛程度远超局外人想象，面临“司法执法成本极高、效果不好”的两难困局。

J区检察官纠结不已地分享了自己经手的一个案件。2018年，他在发现受害学生的第一时间启动“强制报告程序”，介入了一起极其复杂、隐秘的监护人侵害案件：父母离异，一对姐弟由经济条件更好的男方监护，随父亲在省会城市读书学习。离婚后，父亲家暴凌辱一对儿女，严重侵害了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男方实刑收监，监护人转为女方。我们为孩子申请到了司法救助：每个月有救助金，还额外解决了住房、转学学业问题，甚至为了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进一步解决了孩子母亲的工作，安排在子女就读的学校附近上班。”但事情的发展却令办案人员们唏嘘不已——尽管多个有关部门尽己所能提供司法援助，尽管不少办案人员个人私下在帮扶姐弟，但想要重组家庭的母亲仍视一对子女为累赘，将孩子们送回老家且仅提供基本教养。

“后来，为了将司法救助金给到未成年的姐弟手上并一直帮扶到弟弟成年，我们又想了很多办法特事特办。”但不到两年，姐弟俩双双弃学：弟弟频频逃学成为当地的“街溜子”，姐姐前往沿海打工并多次“失联”，并要求帮扶的法务人员“不要管我，请你们帮忙盯紧我弟弟好好读书。”

侵害子女身心健康的监护人理应受到法律的严惩，但深入了解此类案件的细节后，一些案件的后续发展令人唏嘘不已。“不是说要容忍家暴，而是家暴案依法处理了，然后呢？说实话，我们目前没能力各个都顶格帮扶或全面兜底。”因篇幅所限，“家庭暴力”基层执法司法困局此处不再展开。

小结

总的来说，现阶段的家事案件复杂多变。案件数量持续增长、纠纷类型日趋多样化、耗时长、效率低、举证困难以及特殊群体保护和执行难等问题，给当前的执法和司法实践带来了巨大挑战。同时，社会对家事审判有着更高的要求：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婚姻家庭关系纠纷容易成为违法犯罪的导火索，家事审判需要防范“民转刑”，避免家事纠纷升级为社会问题。

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在队伍专业素养、司法执法程序及考核机制、公民法律意识及社会风气方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关注观察者网微信guanchacn，每日阅读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