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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怎样才能减少此类事件的发生？

诚如一名网友所说：“油门在脚下，没踩下（冲向学校）之前都是良好市民。”极端报复社会行为是很难防控的。

对此，一名警察告诉我：“近期，我们从省厅到市局再到分局，都是一级勤务。”警察勤务指一定时间内，公安机关和人民警察为完成法定任务而履行职责、行使职权的执法过程。本质上是一种匹配警力集中攻坚的应急状态。其中，一级勤务模式即全体警务人员24小时在岗在位，全天候听从指挥中心的调遣。

除正常处理接处警工作以外，还须设卡盘查、街面巡逻，提高见警率。在一些地区，也称“最高等级勤务”和“战时勤务”。“街面见警率是大幅提高了的，各地都在加强重点地区的巡逻，严防模仿犯罪。”

“2023年开始，全国各地社区都加强了对辖区内困难人群的关注。”一名受聘于大城市民政部门的心理咨询师解释，这些人员可能长期缺乏家庭关爱、社会系统支持，或者在成长过程中过度依赖父母造成社会化不足、人际交往不正常。再加上近些年经济下行、社会原子化等因素加剧了他们的心理问题和社会孤立感，容易导致极端情绪和行为的发生。

为此，多地制定应急计划、保持定期入户，把管理工作与关心支持结合起来。“比如我们区各处都建立了社区心理疏导点，时不时邀请他们茶话聊天，参加社区集体运动、手工、美术等活动，尽量让他们多和社会建立积极的情感链接。”

“各地纠调中心、信访点也把近年来没有妥善处理的顽固纠纷挖出来重新梳理，尽力解决。”一名信访工作人员坦言，“这并不是最近极端事件发生了才开始。还有12345，虽然它是个受理整合转接平台而非办理实务的平台，但让群众发发牢骚，也能解决很多人的情绪问题。”

社区调解员（左三）解答社区居民提出的问题。资料图：新华社

那作为社会中的一员，我们普通人又能做些什么？

首先，不与罪犯共情。“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最近大概是这句民间俗语被黑得最惨的一次。

一些人在讨论公共事件的时候，将自己代入事件主体视角而非代入群体，即容易关注行凶者而忽略更庞大的受害者群体。例如，代入行凶者经历或行动等，总要找出个原因去解释“那人也没那么坏”。殊不知，拿自己代入刑事犯罪来说情说理，既是对受害人及其家属的二次伤害，又忘了自己也可能成为报复社会者的攻击对象。

再如，至今仍有一些隐隐代入白宝山、张君等悍匪视角的网络视频或评论。他们羡慕悍匪们的“强大战斗力”，对其武力值进行排名，甚至感动于悍匪滥杀无辜中透露出的对母亲或妻儿的一点点“人性”，却没想过如果自己真在现场，更可能是路边随意被悍匪剥夺了生命的“NPC”。

其次，第一时间立场鲜明地发出谴责。

任何对行凶者的“理解”，都是对无辜受害者的践踏。凶手恶徒纵有万千“故事”，都不是伤害无辜民众的理由——没人给自己舔伤口，就去给别人添伤口？所以，当恶性报复社会事件在身边或网络引发热议时，我们最应该做的是比任何时候都要强烈谴责针对无辜人群尤其是孩子们的恶意，从而让那些潜在者没有更多理由去“推”自己一把。

近期，一些反思怪又出动了，他们认为是社会矛盾造就了行凶者的“冤屈”，社会也应反思。更有一些所谓“文化人”大V，循循善诱巧舌如簧，比起官方通报似乎更相信行凶者的“事出有因”，与其说他们在深挖“凶手的动机”、“背后的真相”，不如说他们是在花式论证——将极端案例和“定体问”联系在一起。

在他们口中，对着师生挥刀、冲撞学生的恶徒，俨然成为了“梁山好汉”，而这些人真正想攻击的是什么，早已骗不了如今越来越清醒的大众。

第三，从快从重惩处罪犯。

11月1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党组会上强调，坚持惩治犯罪与预防犯罪并举、依法从严与依法从宽并重。“严”的这一手什么时候都不能松，对重大恶性犯罪、极端犯罪、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必须态度坚决，坚决依法从重从严从快惩治，有力震慑犯罪。

从快从重处罚罪犯，就是最好的预防和震慑。特别是要用“死刑”来震慑那些有潜在倾向的人：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剥夺和伤害无辜群众的生命健康权，严格依法办案本身就是防范化解矛盾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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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最初的疑问：我们应不应该去深入挖掘恶性事件？应不应该分析了解行凶者报复社会的“原因”？

严谨的新闻媒体例如《今日说法》等，在报道类似案件中，往往会对犯罪嫌疑人的个人经历进行详细报道，并请专家从犯罪动机、犯罪途径等方面深入分析，目的是以真人案例科普法律，树立典型警醒众人，最终目的是预防犯罪。

至于媒体和网友，切忌在没有事实根据的基础上，主观臆断甚至胡编乱造，更别提那些为犯罪嫌疑人进行辩护或博取同情的。

如今，法律的刚性和网络时代的便捷赋予了媒体和网民言论的便利，但并没有解决与之匹配的责任与道德问题。尤其是海量自媒体在报道热点事件时，如何权衡及时性和全面客观，如何平衡公众知情权与对公众舆论的影响？

尽管大家有一定的共识，但实际操作时又是难以把控的。

而部分网民在传播时，似乎也没想过主观臆断、情绪发泄和恐怖氛围渲染，或是好奇心理打开又转发的受害者隐私，都会带来传染效应，可能增加了自己暴露在危险中的概率，或是让自己也可能成为另一群人的饭后谈资。至于那些故意传播此类事件追求流量博眼球的，更应该受到我们的谴责。

同样，犯罪心理研究也是一个极其复杂严谨的过程，为的是及早发现哪些人具有人格危险性，或是哪些人可在异常行为之前进行干预并带他/她走出来。

公检机关除了及时对案件进行侦查外，在对案件披露方面，也要照顾到公众的知情权和网络舆论的负面引导，及时公布和澄清，避免引发更大的社会和舆情危机。

所以，不管是媒体还是民众，不是不可以深挖行凶者背后经历，不是不可以以此为典型分析人格塑造和社会矛盾等深层次原因，而是不要不负责任地随便归咎或臆断一个表面原因，不要轻易传播事件现场的惨状和涉案人的隐私，更不要主观或客观，有意或无意地“走近”凶手，为他们的暴行找一个貌似“合情合理”的推论。

人是趋利避害的，审视自己时常常“功归于己，过归于人”，而潜在犯罪者是其中最会为极端行为找理由之人。某些反思怪、自媒体和大V，也正是看上了那部分怨天尤人者“怪国家怪社会怪别人”的报复心态，才会用“定体问”的态度煽动情绪，迎合和鼓励部分人的极端思想和行为，收割着以人血馒头和公众安全为代价的流量，且认为“回旋镖”最终也不会打向自己。

所以，我们不能给极端行为任何理由，一点都不能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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