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左玮】

近期，针对无辜民众尤其是孩子们的恶性事件，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绝大多数网友表达了强烈的愤怒和关切，谴责肇事者并希望相关部门采取措施加强安全管理。同时，事件现场的照片及视频以极快的速度在社交媒体和网络上传播，这引起了人们的担忧，不少人担心会引发模仿犯罪和社会恐慌。

相关讨论中，也有不少声音要求公安更具体、更详细地通报“细节”、“背后的动机”；极个别所谓“知情者”散播着一些真假难辨的聊天记录；更有甚者，在基本事实都尚未搞清楚的情况下，就按经验和直觉去宣传“行凶者苦衷论”。

那么，我们到底应不应该深入了解恶性事件？应不应该分析行凶者报复社会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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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我在政法大学读书时，我觉得媒体深挖恶性事件背后的原因是理所应当的。当时认为，不了解不深挖，怎么从根源上减少此类恶性事件的发生呢？”当我向王检察官询问这些问题时，一开始他这样回答我。

正如相关舆情中，一些评论认为公众有权了解事情的“全貌”或“真相”，理由也很充分：研究罪犯的心理和动机并不是替罪犯开脱，而是追问“为什么”以后才能知道“怎么做”——从而避免下一次悲剧的发生。

诚然，部分人走上犯罪之路是有原因的。官方也看到了公众的求知诉求以及想规避此类事件的朴素情感，所以近些年“蓝底白字”的警情通报才会越来越长、越来越细。

但在基层工作十年、接触无数案件后，如今，王检察官的理念发生了转变。提到恶性事件的报道和传播，他由衷地感慨：“我希望媒体在报道这些事件时，镜头能够上移一点点——在公众‘想知道’和‘应该知道’的内容上，媒体要学会做出权衡和考量。”

而作为接触恶性事件最多的群体，一线警察普遍反馈“不希望媒体和大众深挖恶性事件或反复报道。”

“深入了解前因后果当然有道理，不然公安为什么开设‘犯罪学’和‘犯罪心理学’？”一名深耕基层，办理过无数案件的派出所副所长告诉我，“但办案十几年，我的亲身感受是，大众和媒体去了解凶手的‘为什么’可能带来各种危害。”

“一些人总以为剖根问底了，就能预防和减少某类事件的发生，但其实很多事件极具个体性，是无法预测的。”另一名警察告诉我，事件发生后，正常人会以上帝视角寻找事件前因后果的逻辑，以此趋利避害。

但其实多名公检法专家和社会心理学家早就做过研究：无差别恶意报复事件中，其主要原因并不在于行凶者遭遇了什么，而在于他们的性格。“大部分恶意报复社会者，都是反社会人格、偏执型人格或缺陷人格。”

谈到这里，我们确实能看到其中的矛盾点：公检机关的担忧、公众的知情权和媒体的报道责任，如何平衡这三者的关系，形成良性互动，确实非常具有挑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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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进一步谈到诸如“行凶者苦衷论”的观点时，一名目睹过无辜家庭血泪辛酸的骨干民警忍不住爆了粗口：“我管他有什么苦难，我只恨他只有一条命来赔！苦衷论的人是非不分，枉为人伦，你看如果是他被撞被捅了，又会怎么说？”

“行凶者苦衷论”，也被称为“施暴者有冤论”，在近年舆论中引起了巨大争议。例如，吴谢宇案的时候，有媒体或律师把吴的堕落归咎为母亲错误的“家庭教育”；到了劳荣枝案的时候，网络一些声音为她刻画早年“老实人”人设。再如，今年5月云南出现2人死亡、21人受伤的恶性事件，行凶者还没抓住，所谓“冤情”先在朋友圈里疯传起来，虽然之后相关网图被证实为假，但仍有很多只看谣不看辟谣的人信以为真。

劳荣枝案，是1996至1999年劳荣枝与法子英在多地实施的抢劫、绑架、故意杀人案。2023年12月劳荣枝被执行死刑。图为劳荣枝案二审公开宣判。图源：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一来就假设有苦衷，那一定能给你找出苦衷。”不管案件性质有多恶劣，也不管事件中的施害者和受害者有无关联，只要刻意去找，都可以找到事件发生的所谓诱因：雷某之所以会捅死素不相识的陈某，是“与劳务派遣公司就工作事件协商未达预期”；樊某之所以开车乱撞，是“与前妻因离婚后财产分割纠纷”；徐某金之所以校园行凶，是因为“没有拿到毕业证”......而这样的找诱因找根源，会产生两种可怕的副作用。

第一个副作用是“委屈效应”。委屈效应‌是指人在一种不满的环境中，产生一种“被理解的委屈感”，认为自己没有错，而是环境或他人造成了自己的不幸。这种心理机制会导致个体在面对不公平时，倾向于将责任归咎于外部环境或他人，从而产生报复社会的行为。‌

一般来说，正常人多少都有同理心，在挖掘了解别人的经历时，难免对行凶者的过去经历比如原生家庭、类似处境或者情感纠纷产生“代入感”和“被理解感”，会在潜移默化之中产生一种错觉：“他这么做也是有苦衷的。”这些所谓“理解”“包容”，反过来减轻了潜在犯罪者们实施犯罪的负罪感和心理包袱。试想一下：如果报复社会的极端恶行都能得到同情和理解，那下一步是什么？  

实际上，“行凶者苦衷论”就是“完美受害者”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这些论调都是在为暴力犯罪寻找理由和借口，冲击社会法治和道德底线。

无论一个罪犯背后有怎样的故事，那些事只可以帮我们了解他的行为，而不是谅解他的罪行。就像医生去溯源疾病的成因，是为了让大众规避造成疾病的先天后天问题，比如基因或生活习惯，而不是让广大群体去理解这个病灶。社会大众了解其犯罪动机，不该被某些舆论有意无意扭曲为寻找犯罪“合理性”。

第二个副作用是犯罪示范效应。犯罪示范效应在社会心理学中有着重要的影响。社会模仿论认为，模仿是人类生物特征的一部分，犯罪行为也可以通过模仿他人而发生。

“有一种当明星的感觉，所以我才模仿。”一名刑警告诉我，几年前，某市一砍杀幼儿园的罪犯落网后，在审讯期间对办案人员坦言：自己之所以报复社会，是因为案发前不久，看到别的罪犯砍杀幼儿园在当地和网络制造轰动。

而这种扭曲的、变态的“想被关注被看到”的“渴望”，会在网络反复传播凶案场面、媒体详细报道事件细节或“民间侦探”挖掘行凶者经历和犯案原因时愈演愈烈。网络对暴力事件的过度渲染和反复传播，也会激发部分人的社会认同和模仿行为，进而促进模仿案件的高发。

“尤其是犯罪过程，这些是不宜报道过细的。也深深恳求可能拥有相关现场视频、图片的网友，切勿传播信息，这本身就是对于受害者家属的严重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