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市民政中心的心理专家告诉我：“因为接触已成既定事实的惨剧多，所以社工们很愿意加入预防端口、及时报告犯罪行为，防止更多惨剧发生。他们是否报告的疑虑在于：有些情况卡在某个点上，不上不下，社工们没法辨别报还是不报、警察会不会立案；报告后，后续救助、帮扶等兜底工作是否行之有效，会担心孩子没得到妥善救助，反而比报告之前境遇更糟。”

她的观点与一份涉及4个省、300余份样本的调研报告不谋而合。

强制报告制度出台半年前，北京专业机构曾面向社工及儿童主任（村/居委会里具体负责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服务工作的人员）做过一次匿名调查，其中一个内容是“你愿意报告吗？”，结果显示，绝大多数人发现孩子被侵害时，都愿意报告。但是，不少人仍有颇多顾虑：

这些顾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强制报告制度的执行。

不止一位受访警察告诉我：“有些情况报告上去，在立案层面也面临尴尬。”例如，近些年“一站式”救助保护制度，让性侵事件更多地进入受案/立案环节。但受制于警力资源，“一站式”救助保护，客观上对校园霸凌、家暴等侵害事件形成了“挤出效应”。或许因为这些原因，过去规范性法律文件中对强制报告虽有所提及，但对报告行为是鼓励或呼吁，缺乏真正的“强制力”。

对部分报告主体提出的苦衷和疑虑，王检察官的看法是：“新制度落地，必然会遇到各种现实困境。但要明白一点，（报告主体）你是公职人员啊！或者是和大量未成年人密切接触的成年人啊！你在这个位置上不做事，你难道指望老百姓去做吗？”

S省长期研究儿童救助工作的费院长，则为我介绍了萧山、重庆等地的优秀案例及他的看法。

“比如落实情况好的萧山区医院，主管领导在设计机制之初，就没考虑让医生以个人名义去报告。”医生并非圣贤，繁重的看诊工作以及担心涉案太深的顾虑，犹豫之间，报告与否就需要靠机制设计来引导。“发现可疑情况，他可以启用医院的‘一键报警’，或者把线索发给医务处/综治办，医院以单位名义报案。报告医生装着什么都不知道继续自己的正常工作，报案、核实、鉴定和后续个案追踪由其他部门来完成。这样，即保护隐匿了首报人，也让很多人克服了怕惹麻烦的心态。”

“但很多欠发达地区，没有能力实现城市的科技赋能。因此部分受访主体对全国推广并不乐观。您怎么看？”

“并不是照搬做法，而是提炼成功的要点。比如萧山医院成功的经验在于把报告人从个人压力、个人顾虑中解放出来了。法律设置了一个框架，其生命在于经验而非逻辑。把法律执行好，就需要我们实践者去动脑子。”费院长解释，“方法总比困难多。以四川为例，华西医院实力雄厚，它可以借鉴萧山医院模式；其他市的医院，那我可以由检察院牵头，以县为单位设立点位来收集疑似情况和线索。再比如，我不是报告主体就是个路人，我因为及时报告挽救了一个孩子，能不能参照见义勇为来表扬？这些都会影响制度在各地的生命力。强制报告是一个非常好的新制度，它在全国实践过程中肯定会暴露一些问题，但这都不是唱衰或者畏难的理由。”  

为了打消报告人的顾虑，新法也规定了对报告人的保护措施：一是规定了保密权，对报案人的信息予以保密（《意见》第 13 条）。二是规定了报告免责。如果因为报告而引发了纠纷，报告人不予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意见》第 15 条）。司法专家解释：“简而言之：报告无责、不报追责。发现疑似侵害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即使报错了也是免责的，但如果侵害真实发生了，你知情不报是要追责的。报告不再是一项可为可不为的事，及早发现，才能及早干预。报告不是最终目的，保护儿童才是。”

笔者就“报告无责、不报追责”咨询了22名报告主体，其中不乏儿童医院名医或大城市教师群体。但大多数并不了解以上两个条款，极个别甚至没有听说过强制报告制度。对此，王检察官说：“强制报告制度毕竟是个新提法，宣传度和知晓率都很低。这也是各地检察院在大力普法，也迫切希望新闻媒体宣传的原因。”

04 我们能为孩子们做些什么

强制报告制度，多启动在侵害已经发生之后。为了避免类似的悲剧反复重演，我们应该思考——能不能在悲剧扩大之前、暴力萌芽之时，就让罪恶刹住脚步？

2019年10月，男孩小阳被两个少年殴打后拉入宾馆，并拍摄欺辱视频。小阳曾在办理入住时抵抗拒绝，但明知眼前群体均为未成年人的旅馆经营者，没有登记、毫不过问地收钱开房，让男孩失去了最后的获救机会，造成严重后果。案发后，公安机关对该宾馆依法处罚。

2021年学生假期，重庆某女孩险遭性侵、逃跑后报案，办案人员调查中发现，她脱险时曾向某酒店求助被拒，当地行政主管部门现已依法追究酒店责任。

涉未成年人侵害案件中，半数住宿经营者都存在不询问、不登记、不报告的情况。旅馆、宾馆、酒店从业人员对强制报告义务的不了解或不配合，是未成年人保护防线失守的普遍原因。

对宾馆的事后处罚毕竟是亡羊补牢，如何从源头抓起、最大限度的做好犯罪场所风险防控？

2021年4月，N区公检法共同研发了未成年人入住旅馆风险自动预警系统。系统根据未成年人以及同住人员的住宿登记情况进行大数据比对，并以此设立绿黄红三个风险由低到高的登记预警。公安机关会根据预警等级采取不同防范措施，一旦显示红色便会立即出警，从源头干涉侵害风险。2021年6月1日起，新法加重了对经营者不履行住宿登记制度和强制报告制度的法律责任。停业整顿或吊销相关执照、并处一万以上十万以下罚金，将给那些心存侥幸、得过且过甚至包庇犯罪的经营者们致命一击。目前，民政部已将强制报告落实情况作为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建设标准之一。教育部印发的《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对落实强制报告作出规定。

那我们普通百姓，能为孩子们做些什么？

我们来看看这个案例：寒假某天，不满12岁的小小独自搭乘出租车。途中，小小向司机王师傅提及自己要去宾馆进行假期打工的面试。到达目的地后，小小跟随一男子进入宾馆。王师傅与现场另一名出租车司机张师傅商量片刻后果断报警。很快，民警破门将欲行强奸的男子孙某当场抓获。原来，孙某长期混迹未成年网络社交群体，制作假证件后冒充招聘人员，约未成年人线下见面后实施强奸。在孙某被控制期间，仍有多名未成年人通过微信、QQ等方式询问孙某何时去面试。最终，孙某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七年。他的归案，直接挽救了多名潜在的受害者。　

此案中的两位司机，并非强制报告制度的相关人，也许和你我一样，面对突发情况时只是一个路人。但当我们目睹未成年人正在遭受侵害，或预感侵害即将发生时，我们的一个举动，或许就拯救了孩子们的一生。在宾馆、饭店、网吧KTV等场所，一旦出现了未成年人，作为成年人的我们都应该高度警觉，发现异常及时报告。最高检也在积极优化12309检察服务平台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专区建设，与强制报告制度衔接，并通过App、小程序等方式，方便报告主体及群众提供线索。

徒法不足于自行。强制报告制度要真正发挥作用，有待全社会合力护苗，得到切实有效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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