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联席制度本意是整合行政资源、融合部门职能，实现“1+1>2”。但个别领导为了个人功绩，人为树立工作壁垒。

例如，某市国庆节期间，为了做好防疫工作，文旅局干部去排查外地游客输入本市的酒店，在酒店里与工商局人员撞在一起。稍一了解，基层干部们面面相觑——部门之间有内容重叠的地方，领导不愿意共享信息或资源，便要求基层干部们“再做一次”。

酒店经营者也颇为不解：“刚刚才让我填写录入过的报表，改了几项几分钟后又让我再填一次？”而基层跑断腿、民众不厌其烦的信息采集，有时只是某领导在汇报部门工作时，表明自己又多了一份实际摸排的“台账”。

“诸多因素叠加，现在联席制度内部开始出现踢皮球的情况。比如一份文件出来了，各单位都出电子版，都不愿意先盖红章，因为哪个单位它最先盖红章，后面就要应对民众咨询求助、事务推进、复盘总结，甚至出问题得担责。没盖章的单位就会摆出一副‘它盖章的你去找它’的态度。原本很好的联席制度频频出现这种怪象，把基层工作人员搞得疲惫不堪，我感到很焦虑担忧。”

一位基层干部如是说道。

还有其他分管领导指出，“以前省市机关的事情要少些、待遇也少些，基层事情多些待遇也高些。今年省上待遇涨了，基层反而在缩水、事情也在加码。”

而在笔者深入了解后发现，个别地区，联席制度也变成了“联席隐身、公安包干”。国家明确要求政务部门改革、治理的无效警情，再次在联席会议上被巧立名目推给“反正24小时在岗”的公安队伍。

除此之外，多头打架、层层加码以及泛政治化、行政化倾向逐渐严重的苗头，也值得警惕。

“大白”小李讲述了这样一个遭遇：

天蒙蒙亮时，小李便抵达小区。大多数业主在物业通知8点半开始采集核酸后，准时排好队配合检测。“11点多就采集到了99%以上的样本，偏偏有几个人以各种理由没有来。”

医务人员在结束核酸采样工作后进行消杀。新华社资料图

小李说，“上面要求不漏一人，所以大家都不敢走，一直等到下午4点，为极个别人检测完才收工。”他说，此前也有采集到接近100%、便撤走的先例，也通知了未配合采集的业主自行检测，但那位市民，下午回到小区得知小区点位已撤，便不停打12345投诉，最初撤走的“大白”也因此被追责。

之后，该市很长一段时间内，“大白”只能穿着闷热的防护服，坐在空地中盯着门可罗雀的小区检测点位苦等发呆。甚至，极个别检测点曾因有群众插队打架事件，领导便要求“机关下沉”，此后一个月天天派人蹲守。

这不禁令我联想到“快乐民警”阿荣，他的同事也曾接到无理投诉，领导不仅没追责反而积极慰问涉事的无辜民警；遇到无效警情及奇葩要求，领导也不会大包大揽，而是坚持原则要求政务回归职能部门。

为人民服务是党和政府的宗旨，但是，党从没有将此庸俗理解为市场关系中的“服务”。此外，“为人民服务”是整体思想，也不能简单地用个体价值来代替，尤其在当前的基层治理多元诉求中，为人民服务应是为最大公约数的群众利益服务，而不是服务“巨婴”。

否则，看似呵护了个体的利益，实则损害了更多遵纪守法、一再配合的善良民众。长期以往，矛盾积累得就越多，逼得原本守序配合的民众也开始“按闹分配”，也使疲于应付而无所得的基层干部们逐渐麻木。

那么，为什么一些领导热衷于督查考核，而不是“大道至简、实干为要”呢？除了领导自身的工作风格，或许，与这些年数据化、精细化考核有一定关系。

第一，从各单位部门年终报告及考核结果中不难看出，“召开了多少会议，出台了多少文件、开展了多少督查、有多少数据台账”等，成为了部门业绩考核的重要指标，甚至与部门领导的升迁挂钩。这也促成了各个职能部门竞相“卷”管理、“卷”数据：规则越来越多、管理越来越细化、工作泛化且细碎。例如，有基层干部反映，有的乡镇一年签订的责任状、任务书多达几十份。

第二，各级职能部门皆可管理基层，“属地化管理”原则使部分“甩手掌柜”在召开会议时，层层分解任务量化指标，把自己的职责嫁接给下一层。同时，某些职能部门在要求基层“既要又要还要”的同时，却由工作主体变为了监督主体，在会议程序、材料报表、数据管理等方面进行“高标准、规范化要求”。例如，不顾地区差异和实际情况，要求指标任务“全面完成”，甚至直接将本级指标转嫁给下一级。而基层是最后一级，权小、人少、事多，退无可退。基层的权力与资源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请示常常“石沉大海”，“摊子越做越大、心里越来越慌”。

第三，上下夹击、异化扩散。外界压力越大，事物越容易变形。一些基层干部作为建设最前沿，矛盾的第一线，渐渐成了“上下夹击、左右为难”的“受气包”；与此同时，部分职能部门或组织便开始出现日益严重的“行政化倾向”。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的是，这种“行政化倾向”已开始从党政机关扩展到国企单位、事业单位甚至各级学校。

第四，追责机制。和西方不同，我国强调政府责任，属地出现问题，追责是必须的，但正是这种对于责任的重视，使得科学追责，合理追责显得尤为重要。疫情第三年，尽管中央反复提及禁止层层加码、“一刀切”，但在一些地区却愈演愈烈。一部分原因在于，前期在责任书签订时，一些中高层级部门把本部门应承担的压力顺着任务“搭便车”推给基层，而一旦属地出问题和责任事故，基层便会被“一撸到底”。如此催生基层出现各种过犹不及的防疫举措，甚至因此造成不少次生灾害。

小结

关于基层之苦、基层之累的话题，已是老生常谈。中央也多次发文，要求根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为基层减压、为基层赋能。而要实现这些目标，就要让政策保障和荣誉更多地向基层倾斜，在减负、免责、强权、赋能上做文章。

例如，下派任务和责任的同时，必须投入资源，下放诸如人员保障、事务决策等权力；减少“材料考核”、加强逆向问责，使基层组织有能力来推进治理，避免“看得见的管不了”、“只能逐级上报”、“出事即背锅”；打通联席部门之间“席而不联”的壁垒，以避免基层陷入反反复复的“人海战术”等等。

如此，才能使基层组织“支棱起来”，真正发挥他们在群众中的“战斗堡垒”作用，使基层干部能腾出手增进干群互动，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进而更好践行枫桥精神。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是政策落实之前沿。中国之大、情况之复杂，使得基层治理更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借助专业智库力量形成政策库、案例库、问题库，直面问题，积累各地经验做法，或许能避免同样错误的重演，此外也要警惕部分地区神经末梢角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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