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是明事理的，对孩子也有‘迷途知返’的期望。但如果有知情居民或受害者亲属，反对‘问题孩子’出现在自己生活环境中，如何协调双方矛盾呢？”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在新法中的顶格设计层面，完善了工读学校的闭环模式。”文检察官解释，“我国对未成年人犯罪坚持‘双向保护原则’。简而言之，既要保护受害者及社会大众、也要保护施害者。但如何兼顾两者权益并保证秩序与公正，是各国所面对的一致难题，也是法学研究和司法实践两派长期争论的焦点。”

工读学校，是矫治严重不良行为未成年人的特殊教育学校。实行准军事化、分级分类小班化和24小时寄宿制管理。除了学习文化知识，更为严格的法制道德教育、劳动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以及针对个体开设的心理矫正课，都是区别于普通学校的特点。

“工读学校限制了未成年人的人身自由，但也与外界进行了连接。比如周末父母可以把孩子接回家。这种模式，较能平衡双方诉求，部分城市试点结果也喜人。”

文检察官话锋一转：“但要让类似广州、上海、遂宁等地工读学校的闭环模式在全国推广，还需要克服很多困难。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我市就没有一所合格的工读学校。在13少年案中，14岁的问题少年头目，被判处有期徒刑（缓刑）并交由司法所矫正。如果他能入读工读学校、矫治就能事半功倍。”

此外，在本次修订中，此前俗称少管所的“收容教育”虽退出历史舞台，但其措施并入了专门教育体系并将得到进一步完善。例如，此前收教执行主体是公安机关，期限一般1至3年。在2019年大连13岁男孩蔡某杀害10岁女童的案件中，蔡某依法不承担刑事责任、只被收容教养三年，引发民众的强烈不满。修订后，此类情况不再采用“收容教养”概念，不再局限于1-3年。

监禁矫正

监禁是剥夺犯罪人员人身自由并关押于监管场所的矫正方式。 “理论结合长期司法实践来看，未成年人的监禁矫正需要慎之又慎。”检察院告诉我，“过往数据表明，很多未成年人的不良行为在非监禁环境中是可以矫正的，但在监禁刑的执行过程中，反而为社会人为制造出了一批罪犯。”

“在我印象中，监禁是最强有力的手段，怎会反而人为制造出了罪犯？”

“在未检长期统计中发现,未成年人可塑性极强，改过并回归社会的概率远大于其他群体。但入监服刑是强化未成年人‘罪犯’标签的过程，诱发大量未成年人产生自毁和自暴自弃倾向。另外，偏差程度不一、年龄各异的未成年人集中隔离监禁，极易‘小偷变大盗、盗贼变悍匪’。监禁对大量未成年犯并无实质帮助,反而让他们在‘交叉感染’中，被‘大染缸’染得更为污浊。”

“因此，一般案件下的未成年犯，相对缓和的社区矫正模式更契合他们生理、心理的健康发展。比如工读学校的分班分级分管模式。”检察官强调，“注意，这里说的是一般案件的未成年犯。”  

传统的封闭式监禁刑罚，客观上会带来一些不利于未成年人成长或再社会化的负面影响。因此在国际司法潮流影响下，许多发达国家建立了开放式监狱，设立了开放的游戏娱乐、健身场所，大幅弱化了封闭环境。

正如国内外关于“废除死刑”的争论，未成年的监禁刑也是一个争议热点。对此，少年司法体系中“司法派”和“福利派”长期斗争。一方认为，对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同样应当坚决打击，惩罚和教育兼顾；另一种方则认为，法律对未成年人更应“保护性惩罚”，注重教育感化。

在本次采写中，多名受访警察、检察官和监察委同志皆不赞同部分专家提出的“同国际接轨”、设立“开放式监狱”等理念。

文检察官说：“监禁（实）刑，确实应审慎适用，但正如核武器作为现代国家打击力量的基石，手上没剑和有剑不用是两回事。不剥夺自由的监狱，还能叫监狱吗？”

刘检察官说：“极少部分人，‘坏’是刻入了基因的。对他们宽容实则是践踏公众的人权。”几位警察更是嗤之以鼻：“学院派天天嚷着学习西方那一套，与国际接轨。敢问我国司法工作是西方哪个国家在管啊，国外经验能照搬吗？”

04

电影《烈日灼心》中有句话：法律像人性的低保，是一种强制性的修养。它不管你能好到哪儿，就限制你不能恶到没边儿。

刑罚的第一要义是“惩处”，或因未成年人特殊性有所“宽容”，但触犯法律理应受到“惩罚”，再施以教育才会达到根本目的。“惩罚”不应该屡屡让步于“感化教育”，更不能一味侧重保护“加害方”的人权。

倘若罪错成本太低，以后再犯的概率有多高？谁又能给被改变人生轨迹的受害者一个重来的机会呢？

近年，国家一再加强“（受害取证）一站式问询”、“受害者司法救助”、“心理抚慰”等刑事被害人救助举措，但整体来说，此方面刚刚起步。很多案件中，受害方宁可放弃刑事附带的民事赔偿，也要求严惩施害方。罪错未成年人受到惩罚，正是法律对受害方的拯救与抚慰。呼吁感化教育的专家们应该考虑，政策所追求的是“未成年人利益的最大化”，而非“未成年人利益的绝对化”。

刑事责任年龄下调至12岁，在《刑法》中是言简意赅的文字，但推动它变革的背后，却是鲜血淋漓的案件和一个个破碎的家庭。民众并非不接纳未成年人迷途知返、浪子回头，但一味强调人权，实际是在践踏人权。

只有宽严相济，建立偏常行为分级干预机制、完善罪错孩子矫治教育体系，对不良行为、违法行为及犯罪行为恩威并施，才能让犯过错误的孩子承担责任、认识错误、重返正途。这是对未成年犯罪者真正的负责，也是捍卫受害者的权益及社会的公平正义。

国家专门教育是防治未成年人犯罪的重要阵地，只能加强，不能萎缩。

参考资料：

1、最高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0）》

2、国家统计局《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

3、最高法司法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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