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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常委会委员汪鸿雁曾表态，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旧法要么做不入罪处理，要么就是重罪，没有中间过渡的教育矫治手段。因此，被入罪处理的未成年人矫治效果不佳，也使一些本应接受矫治的孩子钻了空子，从旷课、逃学、打架等不良行为逐渐升级到违法犯罪。

完善未成年人专门矫治体系刻不容缓。

与成年人不同，未成年人矫正方针是“教育、感化和挽救”，旨在通过“家庭管教”和“国家专门教育”有机结合的方式，对“问题孩子”予以帮扶、惩戒和必要的治疗。

首先来说家庭管教。

文检察官以辖区内一典型案例（以下简称13少年案），为我进行说明：

“去年，一个孩子在放学路上，被一群问题少年索要‘保护费’。第二天孩子在父亲的陪同下上学，在路上又遇到了那群孩子。孩子父亲怒斥他们，却遭抢劫并被打成骨折。”

公安机关很快破获了这起抢劫和故意伤害案。涉案孩子共14名，除去受害学生，真正实施抢劫或故意伤害的未成年人7名，跟风加入“帮派”的未成年人6名。

“近年来，因低龄未成年人极端恶性事件的报导及媒体渲染，加之民众对安全需求的上升和对不法行为耐受力的下降，很多民众恨不得所有‘熊孩子’皆一刀切严惩。作为国家机关，须对民众舆情做出回应，但也不能被民意裹挟。”

根据涉案情况，司法机关依法进行了分级处理。

对该团伙中“跟风混社会”（抽烟喝酒、旷课混网吧）但未参与抢劫伤害或不满12周岁的未成年人，按照“不良行为”进行干预；对14至16周岁的未成年人、违反治安管理法但情节较轻的，处以“行政拘留不予执行”，按“严重不良行为”进行干预。

这些孩子，皆责令家长和学校严加管教，未成年人及家属也须接受公检法机关和心理服务中心的“亲职教育指导”和“心理矫正指导”。

家庭管教，适用对象多为不满16周岁且罪错较轻（违反治安管理法但不构成犯罪）的未成年人。由于该年龄段对家庭的依附性很强，原则上不应脱离家庭环境、需要在亲人配合下干预。

“虽然网民爱调侃‘熊孩子必有熊家长’，对家庭管教效果持消极态度。但实际上很多监护人被孩子不良行为惊醒后，会深刻反省也很配合公检法人员进行矫治。”

但家庭管教依靠于监护人的道德、意愿和能力，这种相对“柔和”的处理方式缺乏威慑和强制力，致使少部分未成年人成为累犯，最终引发恶性事件。

恶性事件的影响力会放大“幸存者偏差”，因此许多网民也将《未成年人保护法》调侃为“保护未成年人犯罪法”、“祖国食人花的免罚金牌”。

同时，这也误导了部分未成年人，使其有恃无恐。现实中不乏未成年人被警察抓捕时，叫嚣“我是未成年人管不到我”、“我不满14杀人也不犯法”。

《隐秘的角落》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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矫正严重的越轨行为，仅靠家庭管教是不够的。国家是未成年人的最终监护人，当家庭不能有效履行监护义务时，国家则会依法承担。

国家专门教育，也是本文的重点。

专门教育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兼具惩戒和教育的双重性质，具有强制性。如何将罪错未成年人转化为无害社会人，不仅是防控犯罪的重点难点，也是法律修订和未来一系列举措的核心。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修订首次明确了专门教育的法律地位。而此前多年，专门教育不管是在办学规模还是教育方式上，都呈现出“阵地萎缩”的态势。一位监察委员对我说：“几十年来，天平越发倾斜。法学界，‘福利主义’常常把‘教惩并重主义’打得节节败退。”

社区矫正

社区矫正，是非监禁性矫正刑罚。是“所有在社会环境中管理教育罪犯方式的总称”，包括缓刑、暂时释放、阳光中途之家和工读学校等。

文检察官继续以“13少年案”举例：

此案中，一位在校高中生被处以“附条件不起诉”。

“因为处在升学的关键期，我们没有立即追究他的刑事责任，但设立了一年考察期。如在考察期内，他完成同被害者家庭及检察机关约定的义务，积极履行应承担的责任，行动及结果足以证实其真心悔罪，我们将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附条件不起诉，对孩子及家长很有威慑力，整体效果良好。”

2020年，全国检察机关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附条件不起诉11376人，考验期间因违反相关规定或者重新犯罪被撤销不起诉决定、提起公诉人数为286人、占总数的2.51%。

“好女不刷单、好男不裸聊。”反诈民警说道。H省某地，5名未成年人借裸聊之名诈骗成年男子。落网后，针对5人均系高三学生且情节轻微，检察机关在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后，依托帮教机构对他们进行督查考察。去年高考，5人全部考上大学，其中3人被重点大学录取。

文检察官也向我展示了他们在2020年经手的此类资料。在考察期结束并撤销起诉的几位孩子中，一名此前犯盗窃罪的孩子发奋考上了我国顶级学府，一名被某科技院校录取，还有一名在国家某赛事上获得第二名，拿到领域头部证书。

在翻看这些孩子的资料时，文检察官难得露出了笑颜。“我们真的是追在他们几个屁股后面又当爹又当妈，当然最关键的还是父母们的积极补救，以及学校和民众的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