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非农就业稳定灾区基层社会

灾害发生期间，维护灾民的最低收入流和心态平衡，对于稳定社会经济至关重要。如果说社会保险、商业保险和公共救灾机制是一种正式的社会稳定器，灾民借助市场以自谋就业维持生计，可谓基层乡土社会的一种非正式稳定器。其实，这两种机制在正常年景也同样发挥稳定社会的作用。

武乡县地处太行山区，现如今质量上乘的路网四通八达，百姓安土重迁的传统已然打破。这里与我们调查过的右玉县一样，属于人口净减少县。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2020年），武乡县常住人口15.5万人，与第六次人口普查（2010年）的结果相比下降了14.9%。人口减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当地非农就业机会不能满足劳动人口的需求，青壮劳动力便携家带口外出谋生。

县政府一方面通过公共投资建设“红色旅游线”（八路军总部曾在武乡驻留536天），试图让全县农民“吃上红色旅游饭”；另一方面，也鼓励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最近两年对出省就业者还一次性给予交通补助1500元/人。就我们获得的农户访谈信息来看，受访者还未曾考虑过当地旅游业的发展前景。不过即使没有政府补助，青壮劳动者也会想方设法外出务工。部分务工者虽然仍持有武乡农村户籍，实际上已在县外或省外务工的城市成家买房。

受访农户闲置的院落

三年疫情之下，低风险村庄的日常生活一如既往，村民看起来沉稳笃定。调查村里空巢家庭和纯粹老人家庭居多，常住人口中老幼妇孺居多。受访户中，不少家庭为2人户或3人户。受访人员多为六零后，绝大多数都曾进城务工，从年龄上看属于第一代农民工（农村迁移工人）。

受访者解释，如今之所以回家种田，主要是因为城里企业和单位用工都要签订合同，超过60岁就不给签了。在我访问的种田人当中，有两位患腰椎间盘突出：“在城里打零工也没人要”。然而这些低龄老人仍然渴望非农就业机会，其直接缘由一是维持家庭生活开支，二是个人尚有从事非农经济活动的能力及时间。

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中，维持个人和家庭基本生存的资源需求逐渐提高，单凭每户人家规模微小的承包地已不能保障其正常的衣食住行。且不论其他，仅仅是农村污染治理中形成的环保新规定，就使当今农户的生活成本与改革开放初期不可同日而语。

例如，40多年前几乎每家都养1～2头猪，残汤剩羹、少许精饲料加上辅助劳动力打猪草，不出意外就能获得一笔养猪收入，同时还可“杀年猪”满足自家食用需要。近年来村里禁止庭院养猪，规模养猪场一律建在村外。绝大多数农户放弃“自产自食”式的养猪行当，故而其猪肉消费也只能依赖市场供给。

又例如，自从推行“煤改电”（武乡县）和“煤改气”（襄汾县和洪洞县）措施，农家冬季取暖费大约增加到每户4000元以上。受访的农妇认为，这比烧煤取暖的费用至少增加一倍多。为了取消住家炉具，近两年政府给每户每年发放取暖补贴2000元，听说从2022年开始不再补贴了。由于用电太贵，她家只在一个房间用电暖器，平均温度大概能到12～13度，勉强保证老人和小孩不受冻。以前烧煤取暖，屋里温度大约在18～19度。

“煤改电”之后的家用取暖设施

其实，据中德可再生能源合作中心执行主任陶光远先生介绍，只要采用大炉膛家用清洁采暖炉，燃烧散煤的固体颗粒物排放就比未改造的炉子减少94.3%，无论是一次性投入炉具的费用还是家庭冬季采暖成本，都比现有方案低得多。当然，在这项低成本、高效能的家用清洁采暖技术推广普及之前，农户还得想方设法为现有的技术选择和新增的取暖成本筹资付费。

农户新居的旱厕建在院落外

刚修建的旱厕内部

受访农户或多或少都有一笔玉米种植收入。包括租入邻家的承包地，各户耕种的农地少则10亩多则30亩，2022年的租金为每亩200元。

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赵先生介绍，现在的玉米种植尤其省工，种肥同步、化学除草、机械收割。若遇重大病虫害则县里免费提供农药，启动农用飞机喷洒。深耕、整地、播种、施肥（底肥和追肥）、除草和机收等全套程序下来，每亩成本大约520元，不足每亩产出（1875元～2025元）的30%。受访者一般雇人雇机器种地，认为若加上租地费用，成本约占产出的1/3。

正因为玉米种植省工，加之社会化专业化农耕方式可以部分地替代家庭劳动力，农户决策者即使知晓还有其他替代作物可选，还是毫不犹豫地首选玉米，以便腾出时间另谋生计。对于具有非农技艺的人来说尤其如此。

西渠村一位1969生人Z自豪地报告，2021年家里10亩农地毛收入9000元，他给私人老板开车5个月挣了5万多元。Z一年至少给儿子2万元上大学，2022年还要供他报告研究生。同村一位女士在家负责照顾孩子上学，丈夫与堂兄合伙在外搞家装，农忙时节才回村务农。平时农地由婆婆（1947年生人）经管，部分农业收入加上养老金，老太太手头总有余钱。我们在南沟村还见到把庭院当作坊的人家，一对老夫妇专做配套农居大门的混凝土横梁，每根售价100元。

欠缺非农技艺的留守家庭往往陷落低收入层，多多少少都得到了政府和村委会的帮助。

我在南沟村访问的3位户主当中，一位（1964年生人）腰椎间盘突出患者被聘为环卫工，由乡政府每月发放工资1400元。

另一位（1960年生人）当上护林员，每年可得劳务费4800元。他当过兵，每年还有民政局发放的复转军人补贴2160元。此外，村委会出租给他1亩机动地种辣椒，一年收取租金100元。这位护林员至今还欠信用社4万元未还，原因是以前贷款做生意赔本了。可见并非所有人都能创业，2020年他的《精准扶贫》手册中列出的主要致贫原因就是“缺技术”。

还有一位61岁的受访者，每月领取居民基本养老金123元。他原在太原建筑工地做工，拿不到劳动合同只好回乡做建筑小工，2021年获得工资收入9000多元。

其实，这类低龄老人的状况在村里属于常态。他们同有一个迫切的政策需求，就是分离养老金领取年限和劳动力市场退出年龄，让市场决定他们何时离开就业岗位。这不仅有助于减缓老龄化时代的劳动供给下降，而且有益于低龄老人发挥各自的潜力以保持和增进其家庭和个人的福祉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