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朱鹤 孙子涵】

一国的出口扩张无外乎两种基本途径，一是外需扩张，二是竞争力提升。前者是总量效应，即随着全球需求扩张，每个国家的出口都会受益。后者则是结构效应，即部分产品随着出口竞争力的持续提升会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

这两种效应有时会相互叠加，有时也会相互抵消。我们可以对出口增速做一个简单的拆解，将其分为需求效应和份额效应。如图1，2002年—2008年，全球经济持续景气，中国也开始享受全球化的红利，外需增加和份额提升同时发挥作用，推动我国出口保持在两位数的较高增速。之后，2008年金融危机导致全球经济进入深度衰退，次年中国出口下降了16%，其主要原因应是全球贸易萎缩导致的外需下降，而非我国出口份额被其他国家替代。因此，一国的出口增速如何，取决于需求效应和份额效应谁更强。

图1 中国出口增速拆解：需求效应和份额效应 数据来源：WTO

疫情以来，中国出口表现出巨大的韧性，屡次超出市场预期，是支撑中国经济复苏的重要力量。回溯过去两年中国出口的表现，可以发现，虽然当月出口同比增速始终保持两位数的增长，但背后却对应了不同的故事。找到故事背后的核心驱动力，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出口的强劲表现，同时也是评估接下来全球需求回落对中国出口影响的关键。

2020年：凭借供应链优势实现份额提升

2020年，份额效应是推动我国出口扩张的主要力量。疫情暴发之后，全球贸易大幅衰退，2020年全球商品出口金额同比增速为-7.2%，中国商品出口金额同比增速为3.4%。结合前述思路不难得知，这一年，中国出口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是份额效应。根据WTO的贸易数据，2020年中国占全球出口的份额为14.7%，比2019年增加了1.5个百分点。

与传统意义上技术进步带来的份额增加不同，本轮份额提升的主要驱动因素是国内完善的供应链体系。我们根据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按照自下而上的思路对中国各类产品的出口增速都做了需求效应和份额效应的拆分，然后根据各产品的出口权重计算出中国总体出口的需求效应和份额效应（表1）。这样做的好处是能够更好地反映出结构变化对中国出口的影响。结果表明，几乎所有行业都表现出了比较明显的份额效应。

具体来说，2020年我国农产品出口份额小幅下降，燃料和矿产品份额略有增加，但这两者不是我国出口的主要产品，因此对总体影响也不大。我国出口的主力是制造业产品，其中绝大多数产品都出现需求效应为负、份额效应为正的情况，表明这些产品的出口扩张，主要是通过替代其他国家出口而实现的。更重要的是，正的份额效应不仅出现于典型的技术和资本密集型行业，也出现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例如，纺织品和服装这两类商品就带来了1个百分点的份额，对总体份额效应的贡献（1.1%）甚至超过了办公及通讯设备这个大类的商品（0.6%）。这与传统意义上技术进步带来的份额提升有很明显的区别，后者往往体现为技术密集度更高的产品有明显的份额提升，而技术密集度偏低的行业则会出现份额降低的情况。

表1 2020年中国重要商品出口增速拆解：需求效应和份额效应 数据来源：WTO

从产品切入考察2020年其他国家在上述产品的出口份额变化。我们保留了细分商品数据齐全且出口金额占比不低于0.1%的65个经济体，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出口金额占全球的94%以上。我们先将其分成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如表2所示，疫情前5年（2014-2019年），新兴市场经济体在燃料和矿产品、初级电子数据处理和办公设备、纺织品和服装行业的出口份额较高，而发达经济体则占据了大部分制造业产品的出口份额。我们将这些商品在2020年的出口份额与疫情前平均水平进行比较，发现新兴市场经济体（不包括中国）和发达经济体对纺织品的出口份额大幅回落，同时发达经济体对部分制造业产品的出口份额也有所下降。

图2 疫情前5年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出口商品的平均份额 图片数据来源：WTO

表2  2020年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出口商品份额变化 数据来源：WTO

为了进一步回答中国替代了哪些国家的出口份额，我们用同样的方法处理65个经济体的出口数据，计算各国在疫情初期的商品份额变动。对于出口同类商品的A、B两国，只有同时满足以下三个条件时，我们才能说A国的某类商品可能替代了B国的出口份额。这些必要不充分条件包括：（1）B国此前对该类产品的出口规模可观，且较稳定。如果B国对该类产品的出口份额较低，在基数效应影响下，份额变动会很大，并且很可能有随机性。（2）A国的该类商品出口份额显著升高，而B国份额相应下降。（3）A国的贸易条件比B国更有优势。例如，A国可能比B国更早遏制疫情扩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