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日偏见术

一些日本右翼学者指责《拉贝日记》“被过度润色”，经过“拉贝自身的露骨篡改”，甚至攻击当年留在南京担任国际安全区主席拉贝“将流言蜚语当作事实”。[17]

他们只承认和使用作为“加害者”的日本方面的资料，对第三国证人资料则一律斥责为“对中国友好的外国人的偏见”，中、美、英、德记者的现场报道则是“共同的反日宣传”。他们说当年留在南京的外籍证人拉贝、马吉、贝茨、费区等都是“亲中国的外国人”“一开始就对日军抱有严重的偏见……把日军称作‘侵略者’”，并狡辩说， “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是由一些由反日亲蒋的美、英、德三国人员控制的”。 [18]

他们对来自受害者方面的资料，统统视作是“中国政府的偏颇宣传”，提出政治组织的话，不足为信。

彻底检证术

散布南京大屠杀的证人证据“疑点重重”，需要彻底检证，这是日本右翼势力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又一手法。

1998年，日本亚细亚大学教授东中野修道在日本展转社出版了一本书，名字叫《南京大屠杀的彻底检证》，2000年1月23月，他又以这一题目在大阪国际和平中心进行演讲，激起了日本反战人士的反对。他打着“学术研究”的幌子，以所谓的“历史检证”为借口，对南京大屠杀所有的证人证据一概予以否定。他还罗列了一些现象，大言不惭地说“日军通报的强奸事件有10件左右”，全是“自编自演的强奸剧”[19]等等。

特别是他指责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本人和家庭受害时，例举8岁女孩（夏淑琴）对马吉说的话、日本著名记者本多胜一在《通向南京之路》书中的话和出席远东国际法庭作证的许传音的证词中间存在模糊之处——夏淑琴的年龄是7岁还是8岁（虚年还是实龄），家中死亡人数是7人还是11人（夏家亡7人，同一院内的哈国梁一家亡4人），从而得出结论是南京大屠杀“疑点重重”。[20]

当80多岁高龄的夏淑琴勇敢地赴东京地方法院作证时，他不敢与夏淑琴见面对质而选择撤诉，夏淑琴当庭提出反诉，并最终打赢了这场跨国官司。

无独有偶，日本某企业一个技术人员松村俊夫也在日本公开出版了一本名为《南京大屠杀大疑问》的书籍，公开诬陷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夏淑琴是“假证人”，李、夏两位幸存者在日本提起诉讼，他很快败诉。

他顽固地站在军国主义的立场上，说什么“仅仅限于南京之战并将其定为‘屠杀’，只能让人想到那是抱有什么意图？”“所谓南京事件，不过是作为军队行动的枪杀二三百人而已”，并且那也是为了排除中国人和中国军队的抵抗不得已的行为。[21]

日本右翼势力否定南京大屠杀的“话术”还有不少，不仅仅局限于上述这些。值得指出的是，在否认日本侵略史和侵华罪行方面，他们也有种种令人发指、卑鄙无耻的“话术”。

例如，“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被说成是对中国的侵略，然而，我（即日本独协大学教授中村粲）却要对此提出重大异议。”[22] “卢沟桥事件是偶然发生的事件”“没有一本教科书说是日本干的”“该事件无疑是中国军队发动的”[23]等等。

他们还无耻地说：“日本开战完全是自存自卫的行为。当时存在着A（美国）B（英国）C（中国）D（荷兰）包围圈。日本处境非常艰难。为了打破这种局面，日本向南方出兵。”[24]

他们还恬不知耻地说：大东亚战争“是有色人种和白色人种之间的生存斗争”，“日本是想解放亚洲”“亚洲各国人当初都对日本人表示感谢”。[25]

谈及 “侵略”二字时，他们认为“‘侵略’的定义未定”，“日本没有侵略（别国）领土的野心，欧美各国才是侵略者”。[26]

其他还有：

“东京审判是盟国强加给战败国的‘对人道的犯罪’。”[27]

“南京大屠杀是捏造的”，“南京大屠杀事件，是在东京审判中突然冒出来的”，“所谓南京大屠杀这等事是不可能存在的”。[28]

“慰安妇是商业行为”，“有关慰安妇的话完全不可信”，“是彻头彻尾的谎言”。[29]

……

总而言之，日本右翼势力绞尽脑汁，制造出一系列的“话术”，其目的就是要否定历史真相，混淆视听，洗刷日本那段不光彩的历史。然而此举注定是越描越黑，最终必将是徒劳的。

2019年12月3日，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葛道荣（前排左一）、夏淑琴（前排左二）、艾义英（前排右一）及新确认死难者周万荣的女儿陶秀华（前排右二）在家祭活动现场。新华社记者 李博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