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三地华人社会很发达，这造成我们的一个思想误区，认为这是中企本地化的优势。我前几年在马来西亚调研时，曾参加过一次有马来西亚的华人政党马华公会出席的座谈会，他们提供了一份调研材料，有些结论出乎我的意料。材料显示，马来西亚最反对中企在当地经营的族群是马华人。

但这种反对并不是国家间的反对，其背后的原因和意识形态等政治原因毫不相干：因为华人生活和饮食习惯相近，到马来西亚工作的中国人愿意住在华人的生活社区，从而间接抬高了物价和房价，扰乱了当地华人社区的生活。由此产生出来的矛盾，更多类似于生活上的“邻里纠纷”。

这种矛盾是可以通过调研和协商加以解决的。现在中国领导人提出要统筹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项目，其中一个重要考虑就是通过发挥“小而美”项目的跨文化交流作用，通过普惠当地百姓，来更好地实现民心相通。标志性工程往往规模巨大，周期漫长，而中国现在深耕东南亚，需要更多精细化的项目。

中国企业在东南亚经营时的另一个思想误区是照搬国内的项目治理思维。许多企业不熟悉东南亚国家的政治生态，他们习惯了跟“一把手”打交道解决一切问题的方式，但是在选举体系里，官员的政治党派通常是会周期性更替的。

另外，在权力分散、社会组织发达的东南亚，衡量谁有影响力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在不同事情上，不同机构的影响力也不一样。如果没有深入的在地调研，很难在复杂的关系中找到解决具体问题的方式。

我在新加坡访谈时听到过一句让人印象深刻的话，有当地专家告诉我，中国企业的问题不仅仅是不重视当地草根阶层，有时就连当地谁是精英群体还摸不准。如果没有在当地有深厚的人脉，没有对当地政治经济和文化进行过持续的跟踪研究，那么恐怕很难根据自己的利益需求搞清楚在当地的状况。

这就引出一个问题：对于在海外经营企业来说，只配备经济类人才是不够的，必须有专门负责跨文化管理的人才。一旦项目落地，企业就必然深度卷入本地的政治经济过程中。中企在海外经营的时间比较短，非常匮乏能应对这些本地化问题的专业人才储备。

在这方面，日本作为最早到东南亚投资的国家之一，它处理跨文化交流的经验值得我们参考。我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发现日本很多大学在国际事务相关的院系中，并列设计了国际经济、国际政治和国际文化的大专业，我当时所在的日本早稻田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科就设置了国际文化这个专业。国际文化或者说跨文化交流这个专业，初衷实际上致力于解决日企在海外投资中遇到的跨文化挑战。

我非常建议海外中企调整企业治理结构和人才结构，招聘更多的区域国别、比较政治、人类学、社会学等各种非经济专业的人才，来处理这些跨文化的协调工作。

马来西亚华人庆祝农历龙年新春

三、东南亚基建潮的意义

东南亚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是我长期关注的话题，这次到访印尼，我去调研了去年刚开通的雅万高铁，这是东南亚的首条建成通车的高速铁路，也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标志性工程。它将雅加达至万隆的交通时间从三个小时缩短至不到一个小时。这意味着在雅加达吃过午饭后，搭高铁溜达到万隆，再从容地返回，完全不成难题了。中国人对万隆这座城市当然不陌生，近70年前，周恩来总理曾在这里出席过著名的亚非会议，提出了“求同存异”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当地还保留着会议遗址。也就是说，雅加达到万隆这座高铁，一头连着国际知名的现代化都市，一头连着对南南合作和发展中国家崛起产生深远影响的古城。两者的连接本身极具象征意义。

雅加达到万隆的车程只有一百多公里，但连接两地的高铁站离市中心还是有一定距离的，考虑到雅加达市区的交通状况，仅从实际乘坐体验来说，目前搭乘高铁节省时间不算太多，再加上高铁的票价对于人均收入只有中国三分之一的印尼人来说，相对还是偏高了些。在我们访问之际，印尼政府推出了优惠活动，票价比正常时期还低一些，尽管人流量无法与中国高铁相比，但也可以感受到当地人乘坐高铁的热情，这儿成了网红打卡地。

我在路上思考的问题是，印尼为什么要建一座高铁？答案似乎是印尼对自身的区域大国定位和民族复兴的需求。

从雅万高铁的万隆站远眺万隆老城

在印尼，雅万高铁是当之无愧的“国家工程”，其象征意义超越单纯的经济考虑，一个崛起中的大国需要现代化的象征，以此激发民族自豪感和奋斗精神。我们跟当地的年轻人交谈，他们看到高铁活生生地在自己国家建设起来了，那种洋溢在脸上的自豪感是中国人非常熟悉的。

2022年印尼的人均GDP其实和2007年中国的人均GDP相差不大，中国高铁建设也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迅速提升的。印尼目前的经济增速大概是年均5%，比中南半岛国家7%的增速略低了些，但仍显著高于世界平均3%的水平。以雅万高铁为代表的海外高铁项目是中国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的亮点。

从中国的立场来看，其实愿意向其他发展中国家分享中国成功的经验，包括助力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建新动力。对于要做中等强国的印尼而言，通过高铁建设推动大市场的建设，让现代化大都市的知识、思想和国际链接更好地惠及周边地区，也是加快国家发展的重要步骤。

从客观的角度看，铁路的发展是地区经济增长到一定程度之后需要加强互通互联的结果，但它的社会经济效益其实并不是那么好测量。尽管我们会对铁路的效益有一些预期，但有时候也可能远远超出理论上的预测，比如中老铁路。中老铁路通车后，货物运输量迅速突破1000万吨，远超当初的设计预期。这是铁路的集聚效应所导致的。

这也促使我们通过实践更好地思考这类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在新时代对东南亚的意义。在过去，经济较不发达地区建成的铁路，它们或者是南北贸易的一部分，即为了大规模运送原材料到工业生产国的远距离贸易，或者兼而服务于地缘政治意图，如俄罗斯修建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和德国推动修建的巴格达铁路。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东南亚的铁路修建是其融入全球化生产网络的重要推力，而这个区域正处于深度进入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历史进程中。这个进程将改变他们对于近代以来在西方殖民势力影响下形成的全球化观念，认识到互联互通可以通过促进本地工业化来把价值留在当地。

铁路在东南亚的这层功用，是通过聚集人口、促进城乡交流融合来实现的。和中国当代经济发展带来的大规模城乡人口流动不同，在东南亚的文化观念里，不太能够接受这种离土离乡的生产方式，他们对工作距离是有要求的，基本上是主流交通工具摩托车能够开到的几十公里距离。要将这些从事农业生产的人转化为现代工业体系中的工人，可以沿着铁路枢纽来建设工业园区，让附近的人们可以在离土不离乡的条件下从事工业生产，从而改变他们对产业角色转换的成本-收益认知。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铁路能够改变原有的经济地理，使得当地人更愿意聚集到城镇中。这种聚集效应在中老铁路开通后已经显现，这对于人口分散、城市化率不到40%的老挝来说，聚集对城镇化和工业化的拉动效应将是深远的（注：老挝人口为750万，中老铁路开通两年后，老挝段累计发送旅客374万人次）。中老铁路的实践案例，反过来要求我们从理论上不断修正对铁路的社会经济效益的理解。

雅万高铁雅加达站二楼高铁车厢模型陈列

目前，多个东南亚国家都在推进互联互通建设。由于东南亚缺乏自上而下的政治文化，推动这种战略性大型项目需要妥善处理国内利益的分歧。

中国和印尼签署建设雅万高铁项目是在佐科刚当上总统不久，其整个建设过程伴随着佐科的两个任期，终于在佐科离任前一年建成通车。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合作的马新高铁、中日先后竞标的泰国高铁，因为种种原因或直接搁浅，或建设缓慢，所以东南亚第一条高铁不是在经济更发达的马来西亚或者泰国，而是先由印尼做成了。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几经曲折，背后是马哈蒂尔和纳吉布两届政府的矛盾和斗争。而印尼能推进雅万高铁项目，离不开佐科对高铁项目的高度重视与对执政联盟的内部妥善协调。

印尼的这种领导力对东南亚下一步发展互联互通颇有启发意义。我在调研时也发现，有人将印尼的领导风格称之为“爪哇式领导”，即通过在场、协商而不是强压的方式发挥作用。在国际关系的相关理论研究中，东南亚也是建构主义研究的一个理论试验场，即强调进程、互动而不是结果导向，来推动相关事务的进展。

四、包容性文化的价值

在中美持续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中，东盟坚持“不选边站”的立场经常备受关注。今年新加坡智库尤索夫·伊萨研究所（Yusof Ishak Institute）发布的《2024年东南亚态势报告》显示，在被迫选边站的前提下，受访者选择中国的比例首次以微弱优势超过美国。但这个结果必须放在这一背景下解读，即东南亚民众压倒性地认为（超过90%），选边站不是东盟回应中美潜在冲突的首要方式。我们经常从中小国家在国际秩序中的战略选择这一国际关系理论视角来对此加以分析，却经常忽略东盟的选择其实是东南亚政治文化价值传统的内生性反应。

东南亚政治文化价值传统具有强烈的协商属性，它根植于东南亚文化的多元性。在历史上，东南亚是儒教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的交融地带，在“东南亚”这个区域名词被接受之前，法国人将该地区称之为“印度支那”，也就是说处于中国和印度之间的一个区域。这种交融性催生了多元包容的文化，印尼、马来西亚等穆斯林国家也在世俗化的国家框架下运行。

根据联合国提供的数据，爪哇人占印尼总人口的约40%，巽他人约占15%，这两个最大的族群多数信仰伊斯兰教，但两者占总人口的比重也未超过60%，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多元文化的共存奠定了基础。新加坡则是华人为主的社会，马来西亚也有约五分之一是华人，但华人并不是东南亚排前五位的主体民族。而且，东南亚各国都有数十个族群，从他们占整个东南亚的人口比例来看，也没有超过15%。这个比例可能是东盟始终强调要“照顾各方舒适度”的重要基础。

我们以前总说美国是“大熔炉”，但和东南亚比起来，美国只能算是一个“大拼盘”。这种独特的社会文化现实，在国家层面上催生了如前文提到的印尼“爪哇式领导”，在区域层面上则催生了对话、协商和共识等非正式外交和不干涉原则为基础的“东盟方式”。

东南亚独特的政治文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现在仍然被大大低估。我的同事，著名东南亚问题专家许利平研究员，曾经有一个有意思的观察：东南亚的包容性文化特征可能是它的现代化相对比非洲、拉美成功的原因之一。

一方面，东南亚早期文明融合和晚期被殖民的历史经验，让它对西方和东亚的接触都极其深入，这是它成为世界枢纽和中转站的重要前提。另一方面，东盟通过协商和妥协弥合政治分歧，成功地整合了自身，避免了分裂。澳大利亚的东南亚问题专家安东尼·瑞德曾提出，除了“东盟方式”之外，东南亚各国接受把英语作为东盟的工作语言是其成功之道，因为这个举措解决了各国的民族主义竞争，不存在使用任何一种其他语言会倾向于某个国家的派系争论。

从本地区来看，自从冷战结束以来，东南亚地区没有爆发过国家间的战争，反观全球其他地区，动荡和冲突始终不断。维护一个地区的和平始终是政治家最大的挑战之一，东南亚保持了和平，说明了东盟处理事务的方式和原则得到了区域内国家的认可。

和强调形式主义和普世主义方法的西方秩序理念相比，东盟的价值规范尚未得到普遍认可，上世纪末兴起的亚洲价值观同样如此。实际上，在东南亚地区，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都曾强调过亚洲价值观的作用，但对西方的冲击似乎不如当时日韩等来得厉害，原因可能是新加坡、马来西亚的体量不够大。在中国接触东南亚的过程中，最重要的原则是尊重东盟的中心地位及其价值规范，这种尊重本身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力量，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它将推动东南亚对中国经济影响的积极认知转变为对政治和文化交往的积极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