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代的新康有为主义者特别重视澄清儒教之教的含义。唐文明在《敷教在宽》中指出，儒教之“教”本义自古以来就是以诗书礼乐、教育君子、教化天下的“文教”。儒家之教本就不同于西方基督教的宗教形态，它并不是启示、原罪、信仰、救赎等意义上的“启示宗教”，在宗教方面，只能算是祭天祭祖祭先师的“祭祀宗教”。

在对待启示宗教的信仰时，儒家通常坚持上古三代“敷教在宽”的政教原则。[11]儒家最高的价值观念不在于祭祀宗教，而在于其伦理教化、文明教化以及尊师重教和文化教育的内涵。正如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1927）中所说，“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於《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

我们说“无儒教则无中国文明”，指的就是文化教育、伦理教化和文明教化意义上的儒教，而非祭祀宗教意义上的儒教。从重建文明国家的视角来看，重建孔教以对抗基督教的入侵的思路其意义并不大，真正重要且紧迫的任务在于重建儒家政治哲学，重启儒家在大学与社会上的文教事业，以激活儒家核心价值观念在应对科学民主和市场资本主义带来的种种问题时的思想活力。这也许需要一场中国学术的自我更新，需要一场中国大学通识教育的革新，更需要一场来自儒家内部的自我更新。

新一代的康有为主义者在学术上特别强调儒家蕴藏在各种传统制度中的价值理念，而对“儒家宪政”或“儒教宪政”之类的问题不感兴趣。他们既不热衷蒋庆的新康有为主义的“儒教宪政”或新梁启超主义的“儒家宪政”方案，也很少纠缠于“中体西用”或“西体中用”或“互为体用”的辩证，也不太接纳“马克思主义的儒家化”或“儒家社会主义”的融通方案。

在《何谓普世？谁之价值？》这本儒家内部的论辩对话录中，曾亦等人更多是从书院制、科举制、宗族、家庭等儒家特有的政教制度和政治观念的传统资源出发探讨儒家在现代社会中对制度建设和社会治理有可能的贡献。在他们看来，蒋庆那样执着于西方现代宪政观念是成问题的，他一方面对西方政治制度和观念的弊端以及制度移植的困难估计不足，另一方面也是对自己政治法律的制度传统的观念发掘不深，对其价值观念认识不够。为此，曾亦的《君主与共和》（2010）一书从比较切合儒家政治文化传统的君主立宪观念出发，展开了君主立宪与共和宪政之间优劣的论辩。[12]

曾亦在《君主与共和》这部力作中转而研究晚期康有为对辛亥革命所建立的共和制度的批判，重新开启了儒家所倾心的君主立宪制与现代的共和政体之间的优劣之辩，不仅推动了对“百年共和”的革命史的深刻反省，同时也在政治哲学的意义上重新开启了“自然与自由”之间的优先位序之辩。

《君主与共和》一书最后一句话模仿康德的句式说：“人类社会就其理想而言，必须限制自由，以便为自然留下地盘”。[13]曾亦在这里所说的“自然”指的是相对于现代西方政治中的自由概念的儒家政治中的“自然性”观念，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涵，其一是君主制，其一是宗族。它们作为整个儒家的文化传统和政治观念的载体和体现，在很大的程度上体现了前现代社会的某种普适的政治价值，在现代社会中也不无规范性的意义。

除了深刻反省所谓的“儒家宪政”之外，新一代的大陆新儒家在政治哲学上重建现代儒学的一个重要的学术实践就是推动中国传统学术形式的经学的复兴。

蒋庆本人在《公羊学引论》之后在经学研究上不再有实质性的进展，而曾亦与郭晓东二人在春秋公羊学以及春秋学史上花费了巨大的工夫，著成百万字巨著《春秋公羊学史》，并将其作为重建政治儒学和重振经学的基础。他们的经学研究从公羊学出发，但并不限于春秋公羊学，更不限于今文经学；他们先是回到康有为的今文经学，再经由康有为的今文经学而超越今文经学，同时也广泛涉及三礼之学以及经学的其它门类。他们“重返康有为”的今文经学就是要“接着清人讲”，再进一步由清人的经学研究回到两汉经学，尤其是公羊学的“三科九旨”的“通三统”、“三世说”和“夷夏论”等，在两汉经学的传统中阐发先秦儒学。

这条以康有为平分今古、由清返汉的重振经学之路前景广阔，是近年来经学复兴运动中思路最清晰的一脉。吴飞虽然并不是一个新康有为主义者，他从晚清礼学出发重建经学的路线也与曾亦从康有为的今文经学出发的路线有所不同，但他同样反对牟宗三和钱穆等人绕过晚清经学直接宋明理学的方案，他同样坚持突破宋明理学以及朱子礼学、由清返汉的经学重建的路线。他们的经学研究是当今儒家学术范式变革中的典范。

新一代的经学研究学者陈壁生认为，我们处在一个“后经学时代”。[14]在后经学时代里推动“经学的复兴”指的显然不是复兴被“中国哲学”或“古典文献研究”扭曲了的“经典解释”，也不是那种重修儒家典籍意义上的“经学的重建”，而是一种尝试克服现代知识（尤其是史学实证主义）极度专业化、学科化、碎片化之弊端的学术转向：它试图恢复被中断的中国学术传统，尝试恢复一种知识的整全视野与教育的通识目标。回归经学、重建经学、重修儒家经典、设立国学学科，这一系列主张这些年来得到了大部分儒家学者的积极响应，他们争议的焦点仅在于如何重建经学，如何解释经典，如何将经学重新纳入当今文教体系。

无论如何，由政治儒学所推动的“经学的复兴”必会给中国学界带来一场学术上的革新，开启“以西方现代学术方式研究西方、以中国传统学术方式研究中国”的学术自主之路。一百八十年前爱默生在那篇“美国思想界的独立宣言”《美国学者》（1837）中期许美国学术可以摆脱欧洲的影响而走向学术自主之路；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与国际学术体系接轨运动之后，“经学的复兴”或许能够在当今知识体系日益专业化、学科化的文教制度与学术体制中引起一场学术自主的革新运动，让中国学界持续深刻反思西方学术体制与知识体系（尤其是西方哲学与社会理论）之长处与弊端，接续被西方力量中断了一百多年的我们自己的学术传统、教育传统、文化传统和礼乐文明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