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大陆新儒家以政治儒学范式

与港台新儒家展开论战

过去三、四十年间当人们提到现代新儒家时，指的就是“港台新儒家”。在过去三、四十年间大陆学人重建儒学的探索中，可以说无人不受港台新儒家的影响。港台新儒家用西方哲学、思想史和文化理论等现代学术样式将传统儒学进行了创造性的转化与重建，将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时所遭遇的劲敌——西方的民主与科学的价值全面接引到儒家传统之中，使得儒家学说完成了适应西方现代性的现代化蜕变。

这种现代化的“儒学重建”是在西方的民主科学的冲击挑战之下迫不得已完成的，牟宗三的“自我坎陷（self-nagation）”概念堪称是对此的一个典型且不祥的隐喻，即儒家必须经过“自我否定”的强迫与屈就才能够进入到西方现代性主宰的新时代之中。

第一代港台新儒家可以说是在总体性的“自我否定”的前提下进行护教工作，使得港台新儒学浸透了巨大的“悲情”。不管他们如何努力证明中国文化的特殊性以及儒家的道德哲学的优越性，他们心中实际上早已被迫全盘接受了在西方现代性冲击下儒家传统全面溃败的现实。

大陆新一代的儒家学者认为，相比于康、严、章、梁那一代人，港台新儒家实际上已不得已接纳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取向，被迫承认西方现代科学与民主的绝对优先性，让儒家在“新内圣与新外王”的正当性法庭面前证明自己与它们的价值理念的相容性。[5]

但是，当新一代大陆政治儒学学者开始探求重建现代儒学以应对中国当下艰难的政治处境和深刻的文明关切时，他们就不得不摆脱长久以来对港台新儒家的学习和依赖重起炉灶。从此，大陆新儒家与港台新儒家开始分道扬镳，新一代的“大陆新儒家”也应运而生，从一两人发展到几个学术群体，最终形成足可以与港台新儒家相抗衡的思想力量。[6]他们对港台新儒家的现代儒家方案进行了深刻反省，对自己的学习榜样展开猛烈的批判，以“战斗的保守主义”姿态宣布经过一个“革命世纪”之后“保守者归来”。 [7]

最早对港台新儒家展开激烈批判的就是大陆新儒家早期的代表人物蒋庆，他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独创性地以春秋公羊学创建“政治儒学”，展开对以牟宗三为代表的的“心性儒学”的批判，既是对港台新儒家进行了一次清算，也在很大程度上对大陆儒学研究做了一次清理。[8]

蒋庆（图/澎湃新闻）

蒋庆开启了大陆新儒家的政治儒学的基本范式，新一代的大陆新儒家将它继承下来并将其理解为要在政治哲学层面上重建儒家，与此同时，他们也都将港台新儒家判定为陷入日益走向自闭的道德理想主义的“心性儒学”。[9]

可以说，没有蒋庆当年提出以春秋公羊学为核心、以批判港台新儒家的心性儒学为范式的“政治儒学”转向，大陆儒学学者恐怕一时还不能彻底摆脱对港台新儒家的学术依赖。

今天政治儒学在新一代的大陆新儒家群体已有相当的规模，蒋庆在上个世纪末以一己之力所做的政治儒学重建工作堪称居功至伟。

三、政治儒学中的新康有为主义

新一代的“大陆新儒家”与蒋庆的政治儒学在对“儒教宪政”的态度上、对经学研究的取向上、对古今儒学之分的鲜明意识上等三个方面有了很多根本的区别。

首先，他们在如何重建儒家的取向以及儒家的政制理念上与蒋庆的“儒教宪政”方案分道扬镳了。蒋庆的政治儒学从一开始就有双重关切，它一方面涉及儒家如何在现代社会重建自身，另一方面涉及儒家的政制理念如何面对现存政制。

干春松的《制度化儒家及其解体》（2003）的研究表明，在从康有为变法到二十世纪头二十年的新文化运动一波又一波的冲击下，“制度化儒家”已彻底解体；而余英时的《士与中国文化》（1987）的研究表明，儒家的主要承载者的士大夫作为一个担纲阶级以及儒教中国的文教制度与科举制也都彻底解体了。[10]

干春松（图/华东师范大学社科处）

在西方现代科学民主和共和革命摧枯拉朽的冲击之下，儒家在文教制度、政治制度与宗族组织上的解体似乎比其它任何宗教文明的世俗化过程都更彻底；儒家文明成了列文森所说的“博物馆的化石”，儒家成了寄生于大学里中国哲学或古文献学科下不绝如线的一缕游魂。儒家文明要想复兴，儒家要想复兴，面临着的最大问题就是儒家自身的制度建设与儒家的制度性依托与支持的政制设计。

蒋庆不甘心于儒家在现代社会仅仅作为学术思想、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而存在，他希望看到一个可见的有制度有组织形式有社会力量的存在，于是，在他的“儒教宪政”的政治儒学范式中他给出了一套相对比较完整的儒家重建与政制建设的方案。

儒家自身的制度性支撑是否需要一种宗教的建制即儒教的问题，最早出现在晚年康有为那里。晚年康有为创建孔教会期待它能发挥国教功能，实现保国、保种、保教的目标，以儒教带动现代儒家的存在感，其用心良苦值得理解同情。

但在今天，已经没有可能创建孔教以行国教或公民宗教之用了，唯一还有可能的是将儒家重新树立为现代中国文教制度的核心。新一代的新康有为主义者也在文教、公民宗教和国教这几个层面上主张儒教，但他们真正倾心的是作为文教的儒教的复兴，至少是在大学建制中成为通识教育的核心内容。

蒋庆在这些方面则要走得更远，他不仅要效法康有为重建以孔子后裔为教主以儒生为教徒的孔教，而且他还想效法康有为的托古改制论创建一套基于“超越神圣的合法性”、“历史文化的合法性”与“人心民意的合法性”等三重合法性之上的儒教宪政制度，以儒家的“王道政治”与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政治理念相抗衡。

蒋庆的儒教宪政方案在政治儒学内部也有许多人不接受它，比如陈明的“儒家公民宗教说”和秋风的“儒家宪政主义”等等，我将这些学者所主张的“儒家宪政主义”称之为“新梁启超主义”，而蒋庆的儒家宗教化与儒教宪政的路数可以称之为“新康有为主义”。

蒋庆的儒家宗教化的新康有为主义路线，一方面以基督教而非整个西方现代文明作为文明冲突的假想敌人，另一方面为了与之抗衡又不得不以基督教的教会组织形态以及所谓的“基督教宪政”作为自己效法的模板。这使得蒋庆根据三重合法性设计的议会三院制的王道政治和儒教宪政设计看起来显然是非儒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