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7月26日，世贸组织总理事会在日内瓦举行年内第三次会议。美国常驻世贸组织大使谢伊根据美方会前提交的文件对中国经济模式进行指责，中国常驻世贸组织大使张向晨予以驳斥。这是中美大使继5月8日后在总理事会上再次交锋。】

一、第一次发言

主席先生，

刚才，美国谢伊大使的发言，一下子让总理事会变得火药味十足。我们应该感谢他，是他提醒我们现在处于多边贸易体制的空前危机当中，大家不能再悠闲地坐在湖畔享受夏日微风了。我特别要感谢他，7月13日就把美国拟提交的《中国贸易破坏性的经济模式》文件发给我，使我能够提前消化它。但遗憾的是，这并非是什么佳肴美馔，而是味同嚼蜡。

我该如何回应呢？贸易政策审议是成员间相互评估贸易政策的机制，世贸组织第7次对华贸易政策审议刚刚结束，我的同事王受文副部长已经回答了美国文件中的很多问题。如果有人愿意在别的机制下批评其他成员的贸易政策，我不持异议。你若意犹未尽，我愿洗耳恭听。

尽管我不认为世贸组织是讨论成员经济模式的恰当场所，我还是选择不阻拦总理事会议程的通过，阻碍正常程序使一个机构不能正常运转，那不是中国人的行事风格。针对美国文件里的指责，我完全可以重申中方在审议中的立场：中国的国有企业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产能过剩的根本原因是金融危机造成的需求收缩，中国没有强制性技术转让的法律规定，中国的产业政策是指导性的，中国严格履行了入世承诺，中国执行了所有争端解决的裁决，中国的发展惠及世界，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在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方面依然任重道远，等等，然后打烊收工。

但是这样做好像有些对不住那些起草文件的美国同事，他们毕竟花了不少功夫。来而不往非礼也。美国文件长达十几页，做出回应大约需要30分钟。我一向不愿意作冗长发言，但今天恳请大家谅解。

对待批评，被批评者应当虚怀若谷，从善如流。不管批评意见多么尖锐，是否与事实相符，都应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精神来对待。我和我的同事之间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请相信我有接受批评的气量。

中国常驻世贸组织大使张向晨。（图片来源：“商务微新闻”微信公号）

批评者也应当遵守一些原则，比如，实事求是，不乱扣帽子，使用正确的事实和正确地使用事实，论据和结论之间要有清楚的逻辑关系。这样的批评才容易让人信服，才有可能产生好的效果。

可惜，美国的文件并没有做到这些。我举几个例子：

第一，把自己的想法当作别人的立场甚至多边规则。

1992年，当中国宣布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我记得清清楚楚，就在旁边的Room W会议厅，当被问及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代表回答，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市场经济。26年过去了，我们从未改变过自己的观点。至于有些人认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会改旗易帜，那只是他们的一厢情愿而已。

世界上市场经济不只有一种模式，中国在努力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市场经济道路，并且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不管别人说什么，我们都会坚定不移地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

美国谢伊大使刚才使用了“中国经济的非市场性质”的概念，然而翻遍世贸规则，我们找不到所谓“市场经济”的定义。世界上也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市场经济”标准。世贸规则没有赋予任何成员以这样特殊的权利，把自己的经济模式作为“市场经济”的样板，一旦有哪个国家不肯照搬，就是“非市场经济”。

如果说“非市场经济”这个议题还有什么意义的话，就是它再次提醒我们，还有成员，包括美国，不顾世贸规则和自身承诺，根据国内法的所谓“市场经济”标准，在反倾销调查中对其他成员使用“替代国”做法。我愿借此机会再次敦促这些成员，“有约必守”，请履行你们17年前的承诺。

美方文件第1.5段只引用了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却故意漏掉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表述。而承认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恰恰是中国和世贸组织成员开展正常经贸往来的经济体制基础。

请让我完整地引用十八届三中全会这段话，“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健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

外媒截图 美国在WTO攻击中方“活在幻想里”

同样，美方文件前言部分引用《马拉喀什宣言》时，只提及“基于开放、市场导向的政策”，却有意遗漏了“和基于乌拉圭回合协定和决定确定的承诺”。这后半句话至关重要，每个成员都有国内的政策目标，多边贸易谈判的结果是各成员国内政策和世界贸易自由化进程之间的平衡，这种平衡反映在各项规则和成员关税减让表以及服务贸易减让表当中，其中包含了各成员合法的管理政策和措施。

说的简单一点，世贸组织是一套通过谈判形成的契约，我们依据契约的规定行事，契约之外，则是各自的自由空间。

中国宪法第十六条对国有企业的自主经营权做了明确规定。美方文件花了大量笔墨试图说明政府对企业的“控制”，但却没能提供政府干预企业正常经营活动的证据。我曾就这个问题与一位美国高级官员辩论，他也未能提供证据，最后他说，控制不是科学而是艺术。

话说至此，辩论当然无法继续，但我在心里却不能认同成千上万的中国企业是由一群艺术家控制的观点。在座的很多同事都清楚，美国真正的目的不只是想证明中国企业受政府控制，而且希望建立这样一种逻辑关系，即因为企业受控制，所以它们是履行政府职权的“公共机构”，应承担相应世贸组织协定比如补贴协定下的义务。

可惜，这种逻辑被世贸组织上诉机构驳回了。上诉机构在DS379案的裁决中明确指出，“不能仅仅因为一个实体的所有权性质或者是否受政府控制来认定该实体是公共机构。”我知道美国同事一直对输掉这个官司耿耿于怀，但上诉机构的裁决不容挑战。

让我再举一个例子，文件第一部分第1.14段，美国批评中国将“社会信用体系”作为“监控在华企业的新工具。”而实际上中国探索建立社会信用体系是为了营造公平诚信的市场环境，中国的做法借鉴了德国、法国等60多个国家建立公共征信系统的经验。难道仅仅因为这个系统和美国的信用系统有所区别就成了控制企业的工具？

第二，评价政策性质和影响的标准缺乏一致性。

发达国家是产业政策和补贴的发明者和主要使用者。正是18世纪末美国汉密尔顿的《制造业报告》开启了制定产业政策的先河。今天美国的《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AMP）《信息高速公路计划》（NII）等不就是美国的产业政策吗？根据美国补贴监控组织“好工作优先”统计，2000-2015年这15年间，美国联邦政府以拨款或者税收抵免形式至少向企业补贴了680亿美元。

像其他国家一样，中国也制订了一些战略、规划和产业政策，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在美国这份文件里，中国的规划和产业政策成了无所不能的神器，这显然是夸大其词。如果真是那样，各国就只要竞相制定产业政策文件就好了，根本不用花气力提高生产能力。

我做过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参与过一些规划的制订。不久前一位过去的同事来看我，他既有些疑惑又有些惊喜地对我说，“以前常为自己参与的规划实际影响有限感到沮丧，现在有人说这些规划改变了中国、震动了世界，真没想到自己有那么的厉害。”我对他说，“醒醒吧，人家拿你说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