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如您所言，薪资能否上涨，关键是企业。去年以来日本大企业（尤其海外）利润实现较大正增长（特别是加上日元贬值影响），今年初一些大企业提出的涨薪幅度较高，但中小企业似乎并不乐观；而且即便像优衣库这样的大企业，总裁柳井正也对日元大幅贬值不满，当然企业负责人可能也有博弈心态。今年初，日本央行副行长内田真一提出一个有趣的现象：由于长期处于通缩状态，有些企业反而会怀念通缩时代，不需要过多投入与扩张，企业也能活下来，在经营理念上进入惯性。首先，怎么客观看待日企利润上涨的实质，是真正的经营改善，还是受汇率、股市等影响，这种影响之下的利弊会如何变动？其次，利润上升的现象，是否比较均衡地出现在大企业和中小企业，它们对前景的预期究竟如何，要传导到扩投、薪资等方面需要哪些条件？

张季风：其实，对于日本企业经营状况，我原本跟外界普遍的认识也有相同之处，认为这30年来日本企业大概都已经千疮百孔了。

前些天，我和一个日本朋友聊天，他是日本一家主流媒体的高级记者，了解的情况比较多。他告诉我的情况是，其实这30多年来，日本企业的效益、经营状况恰恰是一直非常好的。这样，很多问题就有答案了。

日本是一个相对二元化的社会，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也是这种关系；全世界大多如此，就像你拿中国的央企和中小企业去比，不是也有很大差别吗？

日本的企业常常是系列企业，也就是大企业下面有很多配套企业，所以大企业好的话，小企业自然跟着沾光。但现在为什么双方分歧比较突出呢？大企业为了自保，不愿意把更多的利润往下沉，使得中小企业利润收缩，当然这里面也包括给员工涨工资。问题的症结是在这里。

但如果说中小企业经营现状凄惨吗？恐怕也不是如此，因为这部分企业的数量没什么变化，仍占绝大多数，大企业大约占总量的0.3%，其余基本都是中小企业。但这些中小企业要靠大企业吃饭，比如丰田下边有3.9万家配套的中小企业。大企业与中小企业是命运共同体，相辅相成，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但不可否认大企业居有利地位和引领地位。

其实早在二战结束后，日本政府就着手解决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的二元化结构问题，上世纪50年代就在通产省设立中小企业厅，保护中小企业利益，积极促进中小企业融资，其成效还是很明显的。从国际比较来看，也是做的比较好的。

总体而言，日本的大企业，不论是自身经营状况，还是日元贬值这些外力因素带来的锦上添花效应，效益都相对不错。按照我那位日本朋友的观点，日本这30多年来，做得最好的就是企业，从数据上也能得到验证。

观察者网：您提到的这一点，今年以来，尤其是伴随着日股表现良好，日经新闻对日本半导体产业作了集中报道。对我们国内读者来说，比较熟悉的是日本政府为重振半导体产业而组织的半官方联盟Rapidus，同时积极引进台积电等行业巨头赴日设厂。不过，日经报道中提到一个有意思的观点是，日本半导体零部件企业得到一部分业务替代或分散生产带来的订单，是今年以来日股高涨的推手之一。

另一个有相似之处的说法是，随着日元汇率连续贬值，不仅国际金融资本投资日本，国际产业资本也罕见进入日本市场，最为典型的就是美国高科技企业投资数字化、半导体等领域，这也是外界关于美国“收割论”沸沸扬扬，但日本似乎并不着急的原因。您怎么看待上述这两个观点？Rapidus扶持下的半导体产业能否真正带动日本经济的发展？

张季风：拿半导体或芯片产业来说，我经常举一个例子，日本产业界或企业的改革主要目标是从过去追求的“世界第一”转向追求“世界唯一”。

前者意味着一家企业要“五脏俱全”，什么都要生产，一直到整机。但全部由日本生产事实上已很难取胜，因为技术进步已经使东南亚、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制造水平获得很大提高，市场规模，企业数量、人工数量都数倍于日本，拼量的话，日本怎能拼得过？所以日本顺应国际分工以及产供链发展的大趋势，开始向产链条的上游，向附加价值高的方向，进行差异化发展，也就是所谓的从世界第一开始转向世界唯一。

2月24日，台积电日本熊本工厂开幕。图自台媒

以芯片产业为例，芯片主要分几大块，一是理念设计，这是最赚钱的。这一块目前主要是美国人的份额，而且美国人看得很紧，谁想沾手就立刻打压，不管对手是中国还是日本、欧洲。

接下来是材料，主要指尖端材料，日本企业在半导体材料领域有强大话语权，市占率很高，像信越公司一个公司生产的半导体硅片市占率高达29%，日本光刻胶等半导体材料总体全球占有率近70%。所以，尽管日本半导体市占率从上世纪90年代初的90%下降至10%，但半导体材料和半导体生产装备、精加工技术、封装技术却遥遥领先。不仅是半导体产业，日本在其他领域的加工技术，特别是在精加工技术十分突出。而精加工需要加工装备，在设备制造方面，日本又是世界领先。

所以，日本产业界和日本企业追求的不是整机，而是在最关键的材料、工艺、部分制造装备等方面，追求唯一性。最典型的例子，前些年日韩两国纠纷投射到半导体领域，日本对韩国限制出口三种半导体材料，韩国企业就没辙。我觉得这是日本公司这30多年来在企业治理改革方面积累下来的宝贵经验，这奠定了日企整体经营良好、盈利不断增加的基础。

此外，也不能忽略日本的综合商社，综合商社在流通领域、甚至制造领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独特作用。

很多国际知名投资人就是嗅到了日本的商机和潜力，近几年像巴菲特等投资日本商社，现在是赚得盆满钵满。

所以呼应一开始的问题，日本企业始终保持在良性发展轨道，是推动股市增长的根本原因。

观察者网：不过，最近日本财务省内部机构对日企发展也指出了一些问题，近年来部分一些日本跨国企业的海外利润很高，但企业的很多利润并未直接流回日本国内进行投资，而这一点对于日本国内的人力资本投资或技术革新影响较大；这一论述的基础是因为这些年日本经济的收支结构在发生变化，过去可能主要靠出口盈利，但现在要转向投资盈利。您怎么看待日本政府与企业对这一问题的博弈？

张季风：我觉得首先我们在谈论日本经济的时候不能忽略一点，即这30年日本企业作出的重大贡献之一是创造和经营了一个“海外日本”。

2023年日本海外净资产额大约471.3万亿日元，比2022年增加12.2%，连续五年创历史新高，连续33年位居全球之首，这是很不容易的。目前日本海外净资产已高达占GDP的85%，这是所谓“外海日本”说法的缘由之一。

另外，日本25%的制造业布局在海外，若以进行海外投资的企业计算，38%的生产布局在海外。日本企业每年汇回国内的资金约为20万亿日元，相当于GDP的4%左右，所以我们在分析日本经济增长率时，应当考虑这个4%。

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日本企业大量走出去，但几乎并没有产生技术流失问题，因为日本母工厂的核心技术根本没有拿到国外去，一直留在日本国内。可以说，日本实现了在海外借地、借人，扩大市场的目标，实现了从贸易立国向投资立国的转变，实现了国内国际的良性循环。在创造和经营海外日本的同时，其国内经济也并未出现严重的空心化。

图自日经中文网

财务省下属机构的公开呼吁或发言，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政府的议程与导向。政府想把日本国内经济搞上来，但他们的发言逻辑其实是一个悖论。

日本国内外都在讨论日本的人口老龄化、劳动力短缺困境，但官方又一个劲鼓励企业回国投资、甚至企业回流，难道不是矛盾吗？关键还得看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这些发言恐怕并没有站在日本整个国家的长期战略角度去思考，或者可能只是坐在财务省官员的位子上就说了这个话。

更何况，企业是否回流或者是否回国投资，取决于企业对投资效益的考量。日本企业在海外的平均收益率是8%，在中国的收益率是15%，但在日本国内，由于劳动力、物流、出口等各方面成本高昂，收益率大幅下降，时效成本上升，那企业为什么要迁回日本本土生产呢？

现在可以看到许多日媒声称有很多在华日资企业想要回流日本，大概率是夸大其实。这本质上是一种政治宣传，配合美西方对中国的遏制和打压。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的统计，每年撤离中国的日企大体在5%以内，属于正常范围。

就我个人掌握的资料和了解的信息来看，在华日资企业的收益率，去年是16%，全世界最高，前些年是15%，也是位居全球第一，它们为什么要走？没有充分理由。当然，确实有一些企业要撤出，主要原因在于企业自身的结构调整或是自己没有做好，不是中国市场出了问题，而是自身经营问题或自己产品在中国失去竞争力。

说到底，这是企业权衡利弊之后，作出符合自身利益最大化以及企业发展前景的决策。政府可以呼吁，但对企业也不好明面反对。企业首要考虑的是投资安全，为什么日本企业在新加坡投资如此之大，他们认为这是最安全的。其次考虑投资回报率，比如日企在中国投资的增长率虽然在下降，但绝对数量仍遥遥领先。

企业是非常理性的，应该怎么做、做到什么程度都很清晰，这一点恐怕比政府更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