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那时，日本东北一带有志的教师群体中就出现了“教育运动”的火苗——目睹着如此多穷困潦倒的农民家的孩子，他们高举“北方教育”的旗帜，通过生活作文让孩子们直面现实，即让学生们观察生活，并用自己的语言表达感受，并努力培养他们批判、破局的能力。

与此同时，试图扑灭这一火焰的势头也在不断壮大。年少的六太郎在岩手师范里也目睹了不少学生被带走的景象。每当这种时候，千喜良老师都会悄悄地和警察们交涉，将学生们保释出来。

以千喜良老师的下放事件为界，整个时代正以急促的脚步迈向了下一幕。国家主义的思潮开始席卷整个教室与宿舍。

千喜良老师的留任运动令当时就读于岩手师范的六太郎感慨万千。那时，还有另一位学生也是每日都想念千喜良老师，立志要成为千喜良老师那样的教师。他便是比六太郎大一级的斋藤利雄。

当时，师范学校的学生在毕业后要作为短期现役兵服五个月的兵役。五个月后，大家便能升为下士，由此免除兵役。斋藤于一九三五年春天加入了弘前的步兵三一联队，九月服完兵役后便去了岩手县紫波郡见前村(当时名称)的见前小学当老师。第二年，结束弘前军队生活的六太郎也来到了同一所小学。

六太郎老师第一次站上讲台的那一年，日本的大城市里正流行着《勿忘我》、《啊，尽管如此》等抒情歌曲。寻常老百姓的幸福如风中蜡烛般闪烁。但就算是这样微小的幸福，最终也在皇道派青年军官发动的“二二六”事件以及第二年爆发的日本侵华战争中消失了。

电影《二二六》片段

两位青年教师在国家制定的教学纲要下，全身心地投入那仅存一点点自由的写作教育之中，让饥饿的少年儿童将农村生活的现实写进诗歌与作文，借此帮助他们直面真实的世界。学生们写完后，两位老师会一直忙碌到深夜，为这些诗歌与作文制作油印本，在此基础上制作《青空》、《对话》两本文集。

那时候，斋藤老师正在和学校里的一位女老师谈恋爱，还为此和禁止职场恋情的主任吵了一架。结果，斋藤老师和那位女老师因此被调到了不同的学校。

“他一直把我看作共产党，正好借机除掉我。”斋藤老师说道。当时，通过生活写作与学生产生联系的教师都被视为共产党。一九四〇年，许多教师因违反了《治安维持法》而被当场带走。

斋藤老师前往的新学校坐落于北上山系山麓地区的一个小山村。村里有许多基督教徒。

即使是现在，村里还保留着读作“圣母寺”的真龙寺屋号、姓氏三佐以及架着十字架的墓穴。在这里，斋藤老师依旧是勤勤恳恳地教那些穷人家的孩子们写作文。

但即便是这样一种努力，最终也被吞噬在黑暗的怒涛之中。自调到盛冈市内的小学起，孩子们以及百姓们就天天被拉着参与防空演习。然后，战败的夏天到来了。

“听了那一天的广播，我觉得整个人都失去了力气。自己就像是一个战败犯，送去预科练的孩子们死在了战场上。周围的同事里有的说要为了将民主主义贯彻到底从头再来。但我当时想的是，不管怎么样都得把老师这份工作辞了，放过我吧。”

将六年级毕业生送出校门的一九四六年，斋藤老师也走出了校门。

此后，斋藤老师一直就职于日本国有铁道，退休后在盛冈市内的家中安安静静地过着自己的日子。当他谈起当时的学生们，谈起那些屈从的日子时，我们总觉得他的眼睛是湿润的。

女教师的悲欢

一九三八年末，六太郎所在的岩手县紫波郡的见前小学迎来了一位未来的女教师。她是松田察(当时叫菅野察)，十九岁，作为岩手女子师范的五年级学生来参加农村教育实习。

松田察第一次在学校里见到六太郎时吓了一跳。一身黑衣的六太郎老师在隆冬里竟光着脚走路。不过，更让松田印象深刻的还是六太郎老师上的课。

那一年，陆军大将荒木贞夫已经当上了文部省大臣。所有学校都收到了文部省寄来的《国体本义》一书，天皇制军国主义教育正在日本全国上下如火如荼地展开。而就在这“向右转、向右看齐”式的集体教育被奉为教育上策之时，六太郎老师班里的孩子们却显得无拘无束、悠然自得。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接受审判的荒木贞夫（资料图）

松田当时在六太郎老师的班上实习，可只从他那争取到了体操和音乐两节课的时间。由此也可见六太郎老师真的是十分珍惜教孩子们的每一节课。一周之后，松田的教育实习结束。离开校门的那一天，六太郎老师把一本足足有三厘米厚的《教育实践记录》借给了她。

第二年春天，松田开启了她在岩手县气仙郡世田米小学的教师生活。那是一个贫困的山村。当时的女教师们不仅得为吃不上饭的孩子们准备便当，还得担任学校的保健师。当时规定女教师在毕业前要考出准护士的资格证(她们为此几乎没有休息日可言)，保健师经验有助于取得该资格。家访发现孩子们没有衣服穿，女教师们有时还会从自己家里拿一些旧衣服送过去。

一九四一年春天，各国立学校在新学期收到了国家教科书第五期的修订版。写着“日本是一个好国家，纯洁的国家，全世界唯一一个神之国家”的教科书被送到了孩子们的手里。当时的教纲还明确规定教师在课堂最开始的两分钟、中间的四分钟、最后的三分钟分别要讲这个那个，稍不遵守就会被巡视的校长及视学官提醒。

在当时的情况下，老师们能自由教学的只剩作文课了。因此，松田便让孩子们大量地写作。有一天，她让孩子们写一篇题为《送兵出征的早晨》的作文。这些作文最后会被装进袋里送给出征的军人们。读到其中一位学生的父亲也将奔赴战场时，松田便在那位学生作文的最后写下了“希望你的爸爸能好好回来”。

结果没多久，她就被校长和视学官叫了去：“你那个年级放在慰问袋里的作文非常不合适。你算什么日本国民！”由此，她还被迫写了反省书：“今后一定会努力教导学生具有为战斗献出生命的决心。”

“那天晚上在值班室，我一边哭一边试图反抗，最终还是被迫在他们写好的内容上签了字。可能是因为我在办公室和其他老师说的话被他们知道了吧——‘不管多陛下万岁，看着眼前这些被生活压得无法喘息的孩子们，我真的说不出‘你爸爸如果能在战争中光荣死去就好了’这种话。”

现在，松田老师已经五十五岁了。她成了一名家庭主妇，住在盛冈市内的一所中学前，每天听着孩子们的嬉戏声生活着。我们见到她的那一天，她兴奋地告诉我们：“明天我要去参加当年教过的孩子们的同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