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月咏幻】

曾经轰动一时的劳荣枝案于2022年11月30日再次开庭，二审维持死刑判决。对于该案件，中国网友的聚焦点基本都在是否会判死刑上。

这个案件也在日本引起了关注，尽管有着“废死”的舆论氛围，但广大日本网友普遍只关心到底中国会用什么手段执行死刑，是枪决，还是注射死刑，很少有人对于“中国是否应该废死”这件事展开讨论。

可见普通人对于“杀人偿命”这件事，还是有着朴素的共识。

ANN新闻对劳荣枝案的报道

对于一些说中国的死刑判决是“独裁行为”的言论，也有日本人直接回怼：“不要说中国怎样怎样，日本应对恶性案件的方式才是我们该思考的问题，没有力量的正义是弱小的！”

本文就想谈谈为何日本的死刑成了“没有力量的正义”。

体制运作

前不久，日本前法务大臣叶梨康弘的惊人发言——“这法务相的工作非常朴素，不过是盖下批准死刑的印章，然后就变成了晨间新闻的头条”，成为了日本国内的大新闻。现在，叶梨已经因为自己的“失言”而下台。

乍看之下，叶梨的率性发言说明他轻视司法工作的重要性，也表露出他本人轻视人命的姿态。但一些日本网友却指出，叶梨的吐槽更像是揭露了法务省在犯罪判决中事实上的二线地位：看似手上拿捏着生杀大权，但其实和核心决策根本一点关系都没有。

雅虎新闻对于叶梨康弘失言的报道

一位日本网友这样写到：

“法务省和其他部门不一样，下面的检察院权力反而大。法务省的事务官不过和检察院的检察官差不多，法务大臣也不过是装饰而已。他发言说自己仅仅是盖章的，搞不好是他想讽刺一下法务省和检察院的不平等关系罢了。”

在日本，检察院的权力极大，能够任意发起检查，并拘束人身自由。更厉害的是，在各地检察院里设立的“特别搜查部”几乎是指哪儿打哪儿的角色。他们能够专门针对政治家贪污等案件开展强化搜查，被称为“最强的搜查部门”。

因此，说日本检察院能够在事实上凌驾于法务省之上，让法务省为他们服务，似乎也并没有特别大的错误。同时，日本检察院也能够让警察为他们服务，协助调查，并得到他们想要的结果。

这个事实背后其实藏着法务省的“政治规矩”：只要是非常厉害的检察官，在做了10年检察官之后基本上就会到法务省本部任职。法务省虽然是检察厅的上级部门，却源源不断地在吸收检察厅出来的高级精英。久而久之，法务省就成了检察厅的“校友会”。除了做老大的法务大臣是由内阁，也就是每个首相任命以外，其内部系统就门派来说，基本上都是检察厅的人。

看到这样的体制，我们自然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法务大臣自觉好像在给检察厅打工，纯粹就是来盖个章的。

废死的阴影

众所周知，日本是个很难判死刑的国家。除了法务大臣的个人心态，就社会氛围来说，日本废除死刑的呼声一直很高，在民间一度有这样的看法：“把恶人一杀了之是非常容易的事情，但更应该做的是让他们活着赎罪”。哪怕是日本的律师协会也早早就在官网发布了要求废死的宣言。因此司法部门中如果有法律人士支持废死，都会拖慢死刑判决的节奏。

下图是日本的死刑执行数量，从1945年到如今，可以看出明显的是比之前降低了非常多个档次，好多年份是铁一样的0和1。

自2022年8月上任以来，叶梨康弘没有盖章过哪怕一个死刑判决。而人和人之间的对比还是很明显的：2018年，时任法务大臣的上川阳子直接批准了13人的死刑。这些人可一点儿都不冤，都是奥姆真理教的高层，也就是1995年地铁沙林毒气事件的始作俑者。时隔二十余年，这帮恶魔终于下到了地狱。

2021年也仅仅执行了3人的死刑，由时任法务大臣盖章确认。这三人分别是两名联手于2003年连续两次杀人的抢劫犯，以及一名于2004年把自己的家人和邻居一起杀害、共计杀了7人的杀人犯。

对于三人死刑的报道

那么，这些作恶多端的人为何过了这么久才得到审判？

原因之一就是流程上的要求，比如允许死刑犯申请再审的流程，再如团伙共犯的情况下，死刑执行需要等到团伙全部都审判完毕之后才能继续推进。更何况，在最核心的一个流程——“盖章”上，司法大臣有极大的裁量权。如果一个大臣因为自己支持废除死刑或是根本不想背上杀人的良心债，那他是可以在自己权利范围内不批准死刑的。

正因为实际执行人的观念和倾向居然能够凌驾于法律之上，所以法务大臣个人的态度就“显得”极为重要。根据日本共同通信社的报道，接替代叶梨上任的斋藤健就面对媒体表示不应该废死，但也表示死刑是极为重大的刑罚，需要用慎重的态度来面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