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 不偷懒的创作：守正与出奇并不矛盾

通过这次创作，我还有一个重要体会，那就是守正和出奇并不矛盾。很多时候我们出于内心的傲慢，觉得这是重大题材，要传递的价值观太多了，受的局限太多了，就放松了自己在艺术上的要求，好像它天然获得了一种豁免权，不好看是正常的。可事实呢？事实上这就是一种纯粹的偷懒。比如说，认为“主旋律”题材就应该板着脸讲故事，认为张老师这样的人物就应该是严肃的、沉重的，这都是艺术的偷懒。

我举一个例子。高考那场戏对全剧至关重要，在高考前，我们需要一场戏把情绪压到极致，也需要给到孩子们一个释放的空间。在创作时，我想她们能干什么？几乎没有经过任何思考，我脑海里就出来了爬山、看日出、呐喊，好像当然就应该如此；第二个备选方案则是在操场里跑圈，这已经成为一种思维定势。可我反过来问自己，这群女孩子刚从山里出来，是没见过山呢，还是没见过太阳？好不容易进到城里读书，在高考前最关键的时候花半天时间呼哧呼哧爬山，就为了看日出呐喊，这合理吗？不合理。但很多戏就这样拍了，甚至演员也不会觉得有问题，就这样演了，因为站在都市人的视角，这确实能起到疗愈心灵的效果，但放在这群学生上，这就是纯纯的偷懒。包括前面说的陈四海面临的选择，按惯性思路，他绝对应该选择留下，因为办学校是多么伟大的事，按照我们的主流叙事，这样的事是永远排在小家前面的。但我让他扛完女校最难的那一段就回去了，因为作为家庭的一员，他凭什么不承担家庭责任？小家不重要吗？走婚制度和少数民族的文化是摆设吗？高尚一时也是高尚，能坚持到现在已经很了不起了。我的戏永远应该跟着人物走，而不是进入主流创作的套路里。

长期创作的人很难摆脱套路，但至少在这个剧上，我不想偷懒，因为像张老师这样了不起的人物，值得我们更认真地表达，不应该随便把这个题材消耗掉。比如在张老师的建校动机上，我们能按西方的那套人物结构去解构我们这片土地上成长的人物吗？不能，因为我们这片土地上就不成长西方式的英雄，中国的英模解决的从来都不只是个人问题，中国最小的社会单位是家，再往上是族，族上面是国，中国人一直是在这样的体系里面实现自我完成的。只从个人的角度出发，你是无法理解张老师的。所以要写好张老师，你得打破内心的傲慢，得真正进入张老师，进入那些女孩子们，问问她们会不会去山上面呐喊，对于读书这件事，她们是什么感受。我采访过一些已经毕业的学生，她们说我们就是苦学苦读，我们心里面比任何人都清楚这就是唯一的机会，不成就是死，就是回去嫁人，出去打工，就是这样的命运。所以我后来想到了解压大会，让张老师带着学生们自己骂自己，我甚至控制了时间，就一堂课的时间，因为孩子们宣泄完还得继续苦学苦读，这才是她们的生活真实，是她们的人物逻辑里应该长出的东西。

对于我来说，这次创作与其说是想要出奇，不如说是在追求真实的过程中，我看到了事情跟我想象的有很大差别。我所认为的感动、我所认为的燃点，包括我所认为的痛苦，这并不是人物真实的感受和痛苦。所以我要做的，是舍弃傲慢，放弃那些并不真实的套路，比如常规的大女主很少歌颂爱情，但我没有让张老师鄙视她的爱情，不是断情绝爱才能成为大女主。张老师回忆起她的亡夫，充满了美好，她描述得非常坦然、幸福，为什么要去回避这一面？这一面会让她的伟大打折扣吗？不会。包括魏庭云和姚小山的爱情，我没让它建立在暧昧、亲亲抱抱的小情小爱上，相反，我完全将它建立在了理想和信仰上，也许很难，但我们做到了，我们用最小的戏达成了最大的效果。

2025年1月在澳门，金鹅奖结束后，腾讯给《山花烂漫时》举办庆功宴，大家一起回顾创作历程，既感慨万千，又觉得很有意义

所以只要不偷懒，守正和出奇是可以同时达成的。守住价值观，守住你应该表达的内容，这是“主旋律”创作的应有之义；而出奇，这个奇是戏剧的奇，更是生活的奇，人物真实的奇，是你要找到真正符合生活逻辑性，符合生活真实的那些细节来支撑你的人物，来让她展现出跟别的英模人物不一样的特点。我看英模剧最大的痛苦是他们全长一样，人物调性全都一样，既沉重，又正确、乏味。事实上，他们能做成这么大的事业，多少证明他们是个性非常激烈和明确的人。一个个性模糊，没有自我坚持、自我信念的人是不可能完成伟业的。那为什么我们创作出来的英模人物会如此千篇一律？是我们的人物不够牛吗？不是的，这是创作要反思的问题，而不是人物要反思的问题。是我们在创作中偷了懒，浪费了真实土壤里孕育出来的有力量的人物。

06 没有反派，只有信仰的旗帜高扬

创作之初，我给剧本创作定下了几个目标：一是绝对的真实性，二是充足的戏剧性，三是一定的社会性。写张老师，不能只停留在故事的层面，它一定会涉及几个绕不开的话题，一是贫穷，二是性别不平等，三是她的信仰和红色教育。

写贫穷，我不光写贫穷的成因，写落后观念对贫困地区的影响，也写在政策和教育的扶持下，贫穷是如何一点点被改变的，所以在剧中可以看到路修通了，可以看到新建起的芒果园，可以看到谷雨们的回归，通过这些，你可以看到教育是如何改变当地的贫穷和愚昧。

写性别不平等，我不去强调两性对立，而是努力表达了在生活中看到、感受到的种种女性困境，包括月经羞耻、酒桌文化、职场歧视、性骚扰等，展现了不同情境下的女性互助。我不希望立一个坏的男性角色作为靶子，把他打倒，女性就天然正确了，强大了，我要展现的是真正的女性困境，这种困境有时候甚至是在善意下达成的。

比如公安局那场戏，非常有代表性，警察听到谷雨在洗脚城上班，即使确认她是被性骚扰了，还是会说“小姑娘以后别去那种地方瞎搅和了”，这不是善意吗？但背后深层的逻辑是什么？是觉得她去了那种地方才会遭遇这些，这就是结构性的歧视。包括大家对女校的评判，怎么现在还有专收女生的学校，这些真实的困境才是最需要被关注的。

我们的反派从来不是某个个体的人，而是千百年来根深蒂固的愚昧、贫穷和落后的宗法观念。比起某些极端情况导致的特例，我希望更全面地展现出县城乃至山区的整个生态：比起没能力和无机会，更可怕的是对自身境况的不自知，以及对未来缺乏信念和希望，这就是张桂梅老师常常提到的“穷根”。这种精神上的贫穷远比物质上的贫穷更顽固、更可怕。所以我塑造了农村随处可见而又总是被忽视的“女疯子”，小小年纪就为了拼男孩怀四胎的女学生，不堪家暴奋起反抗的辛欣妈妈，爱女儿却把一切生活苦难迁怒于妻子的蔡桂芝爸爸，没有恶意却总是议论着宁华的爷爷奶奶们，以及下意识指责谷雨的派出所警察们……

我希望通过这些触角一样的人物，将张老师毕生与之对抗的贫穷和落后观念具象化地呈现在观众面前，也将教育是如何改变她们命运的过程如实地展现在观众面前，让大家在关注这些的同时，也更理解张老师和女校在当下的社会意义：了不起的从来不是苦难本身，而是苦难中的拼搏与坚守，是打破桎梏、突围而出的决心和勇气。

此外，我选择在剧中直面张老师的信仰，详细解析她信仰的由来。梳理完张老师的前史，我们会发现这信仰不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在张老师人生的低谷期，是组织拉了她一把，是华坪质朴的山区女性让她看到了人生的意义和责任。她要回报华坪。这也是我为什么要保留阿丽这个人物的原因。同时，这种信仰又是接地气的。女校经济困难时，帮助她的是党的干部；条件艰苦，老师出走，留下来的基本都是党员——张老师的个人经历驱动她靠近信仰，信仰又反过来支撑、反哺，为她提供力量。

在剧中，我写了张老师在差点被夺走校长职务时在楼顶唱《红梅赞》的情节。那是一个纯粹的革命乐观主义者才会有的行为。她想要改变山区女孩们命运的出发点非常纯粹，因此，她能从信仰中汲取力量。她的生活和信仰不可分割。

我也特别喜欢女校最艰难时刻，张老师生病，周善群接她回来那段戏。学生们在黑暗中点着蜡烛念《沁园春·长沙》，那是真正的青春飞扬，那是真正的信仰，那个信仰的流淌是充分自然的，念着念着一瞬间，灯突然亮起来，这时候，人物的信仰是从她生活里结结实实长出来的，所以一点也不尴尬，相反，它是充分可信、动人的。

写张老师这个戏，给我更大的触动是，我以前一直以为改变世界是一个宏大命题，只有拥有很高社会地位和很大社会能量的人，才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世界。我以前创作写不到位，我会对自己说，不能怪我，因为它太难了，遇上不合理的事，不敢挺身而出时，我也总是对自己说，没办法，世界太大了，而我太渺小了。但张老师让我看到，普通人能以什么样的方式去改善我们所在的世界。比起高高在上的同情和审判，我更希望《山花烂漫时》唤起的是对那些还在泥泞中挣扎的人的深深理解，是不卑不亢的关心和动容，是张老师“踹醒一个是一个”的、从微末做起的点滴努力。

我希望通过这个剧的创作，以张老师和女校教师、学生们的精气神去感染、影响当代的青年，让观众感受到那种昂然勃发的生命力，让他们意识到，理想依旧值得追逐——有善念、有善行、能坚持，我们每个人都能让世界发生一点好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