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形之手的这个变化可以从市场调节经济危机的情况中观察到。经济危机是周期性爆发的生产过剩危机，导致经济萧条，物价大跌，失业巨增，然后经过调整逐渐复苏，就业增加，物价上升，经济上涨。无形之手在危机中调整了资源配置，制止了非理性的生产过剩，让经济理性复苏。

在1920年代之前，西方的经济危机都通过无形之手进行了调整，萧条之后经济都重新复苏。但是，1929年的大萧条，无形之手却无能为力了，后来是靠罗斯福新政的“大政府”有形之手，才使美国经济摆脱萧条、实现复苏。

1920年代，正是美国的消费结构发生巨大变化的时代，上文引用的食品支出数据显示，食品支出在总消费中的比例下降到了30%或以下，显然非生活必需品的消费需求已经高于50%。在这些非生活必需的产品和服务中，有相当部分是只有利于现时利益、却有害于未来利益的。这些有害于未来利益的东西的过剩性地大量生产，大大伤害了未来经济的发展，使复苏加倍困难。

当无形之手无能为力的时候，罗斯福新政的有形之手发挥了大政府的威力，把大量资源配置去修建公路、桥梁、水坝、机场……这些公共设施都是有利于未来发展的。在市场配置资源的时候，无形之手很少把资源配置到这些地方，因为无形之手是受大众消费需求拉动的，而美国大多数人的消费是重现时利益、轻未来利益的。

罗斯福当年的连任竞选海报

美国“大政府”的实践难题

四十多年来的小政府新自由主义政策，给美国的经济和社会造成了很多问题，譬如，2008年的金融危机、整体经济的脱实向虚、贫富差距的日益增大、1%人的独吞经济利益、中产阶级的萧条、国家的衰落……随着时间的推移，问题越来越严重。尽管新自由主义百般掩饰，但问题终于累积到了临界点。大大小小的社会经济灾难终于撼动了在固化思维中沉睡的大多数，很多人正从新自由主义的迷梦中惊醒。

这是大火烧到门口后的惊醒，那大火已经造成了很多损害。当大火在远方燃烧的时候，有清醒的人敲了警钟，譬如指出“信息不对称”的经济学家们，但那时大多数人沉迷于短暂的甜蜜梦乡，不愿意从舒适的固化思维中跳出来，因此延误了时机，让大火从远方蔓延过来。

如果那些清醒的人得到大政府“有形之手”的助力，是可以提早采取措施的，在大多数人还没有清醒的时候就开始防火灭火，降低可能造成的损害。这些清醒人还可以利用大政府的力量来“唤醒大众”，让大多数人早点清醒。

现在拜登正在推动形成大政府，他把希望寄托在大政府身上。希望这个大政府能解决美国的问题，让美国在国际竞争中“赢得21世纪”。当然，如果美国大政府中的决策者都是清醒聪明的人，这个大政府是可以给美国的国际竞争以巨大帮助的。但是，大政府中的决策者一定都是清醒聪明的吗？

以美国构建政府的程序方法来看，结果未必如此。美国一人一票的“选举制”，使不清醒的大多数对选择执政者具有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另外，掌握大量资源的美国资本集团也总是能够蛊惑选民来为他们自己的利益服务，这些都妨碍了清醒聪明的人成为决策者。

美国的选举历史显示，清醒聪明的高端优秀人士往往不能当选，多数能够当选的人是趋于中等水平的人，或者是为资本集团服务的“聪明人”。即使拜登想要改变新自由主义政策，国会里还是有很多那样的“聪明人”在反对。

当一个大政府中缺少清醒聪明的优秀人士，这个大政府就难以为这个国家的长远利益作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水平服务。

目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未有”中的一个特点是，非生活必需品的消费需求在总消费需求中的比例前所未有地增大了，也就是说，可以对未来产生“有利”或者“有害”影响的成分更大了。一个国家如果有大量的需求是有害于未来利益的，这个国家的未来将会惨淡。一个国家如果有大量的需求是有利于未来利益的，这个国家就可以崛起，可以在国际竞争中胜出。

大政府只是一个框架空壳，这个框架能够给国家发展带来什么影响，取决于框架中的人选素质。如果是清醒聪明的优秀人士在大政府中治理国家，这个国家就可以获得优越的发展；如果不是清醒聪明的优秀人士，这个国家就不会获得良好的发展。“有形之手”确实如新自由主义的鼓吹者所说的那样，不会永远正确，甚至可能犯下严重的错误，这就体现出人才的重要。

因此，选拔清醒聪明的优秀人士进入大政府，让优秀人士来治理国家，这才是问题的关键。美国能够解决这个关键难题吗？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美国难以做到。而中国的治理模式，则具有解决这个问题的优势。

注释：

1. 尹伊文：《优主治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1月。

2. A·斯密（Adam Smith）：《国富论》（Wealth of Nations），ed. Kathryn Sutherland，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出版社，1998年，第292页。中文参考郭大力、王亚南的翻译。

3. 此处的食品消费包括烟酒，参阅Stanley Lebergott：《Consumption Expenditures: New Measures and Old Motive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出版社，普林斯顿，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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