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教徒的不满与期盼

我的导游翻译是印度教徒，很喜欢谈论政治问题，我和他有过很多次长谈。他的父亲是一位农村的politician（政治人物、政客），他自己大学本科是主修历史的。他告诉我很多印度农村基层的政治活动，还告诉我印度政党的一些历史变化。

印度的腐败问题有悠久的历史。在1947年印度独立之前，大小封建领主有腐败、英国东印度公司有腐败、殖民地官员有腐败。印度独立之后腐败依然，在新的体制中又有了新的表现，竞选中的腐败就是新表现。还有一些新的法律，也成为了腐败的新温床，譬如各种执照法、税收法。为了获取执照、税收方面的利益，贿赂大行其道，成为腐败的重灾区。

导游强调他父亲不腐败，不过他说的一些事情，却让我看到利用法律来谋取基层权力的某种“印度特色”，这种事情是否算“腐败”，那就见仁见智了。

譬如印度有很多“保留法”，规定某些机构的席位中必须保留一定比例给妇女或者其它“弱势群体”成员，导游的父亲让自己的妻子来竞选这些保留席位，他的声望和经验使妻子很容易当选。导游说，他母亲是家庭妇女，完全不懂政治，也不关心政治，她当选之后就是一架“签字机”，丈夫让她签什么决定她就签什么决定，让她签什么支票就签什么支票。

导游是支持印人党的，但他对印人党近年来的激进化很不满，深怀忧虑。对于印人党、对于印度教、对于印度文化，他有着复杂的内心纠结。导游对印度文化有着强烈的热爱和自豪，他说他选择做导游就是为了向世界介绍印度文化，这种文化热忱在听他作旅游讲解时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对于印度的政治人物，他最崇拜甘地，因为甘地体现了印度文化的精髓。

尽管甘地属于国大党，导游却选择了印人党，而不是国大党（印人党和国大党是印度两大全国性的政党）。印人党对印度文化的热忱是非常高的，这投合了导游的偏好。

不过，现在他却觉得，印人党的文化热忱近年来演变成了政治激进。他特别提到阿约提亚事件，阿约提亚是印度教的一位主神罗摩的传说诞生地，当印度被穆斯林统治的时候，那里建起了巴布里清真寺；1992年之后，那里发生了很多纷争，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争持不下，印度教的激进分子要求在那里修建罗摩庙。

导游是印度教徒，深爱印度文化，但他反对在阿约提亚修建罗摩庙。他说这将使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之间的关系恶化，撕裂印度社会。他认为“宽容”才是印度文化的重要元素，才是印度人应该发扬的。他说，印度教有很多神，印度教徒可以选择其中的一个作为自己特别信仰的神，选择了不同神的人互相宽容，这是印度的文化传统。甘地主张“非暴力”，也是具有宽容精神的，甘地就是从印度文化中汲取了这种精神。

他说，近年来印人党中出现了激进势力，宣传要建罗摩庙，这种主张对于缺乏文化修养的人很有吸引力，缺乏文化修养的人现在是大多数，所以这种势力现在发展得很大。激进化抛弃了印度文化的精髓，他很痛心遗憾。

虽然对印人党的激进化深感遗憾，导游现在仍然投票给印人党，而不是国大党。他说，这是因为印人党比国大党有更强的deliver能力。所谓deliver，是指完成项目，使项目能够兑现交付。

我们在印度中部旅行的时候，经过一条正在修建的公路，导游说这条公路对这个地区的发展非常重要，国大党主政的时候说要修建，经过十几年也没有修，尽是扯皮空谈，后来印人党主政了，这条公路才开始修建，经过几年的努力，现在快要修好了。持有导游这样想法的人很多，我们在那条公路附近停留时，听到不少人说，在印人党的领导下，才有可能修好这公路，所以他们投票给印人党，不给国大党。

那条公路并不很长，环境也不复杂，我觉得这样的公路在中国大概不用一年就能够修好。于是我问他们，如果共产党只用一年就能把公路修好，就能够deliver，他们会投票给共产党吗？他们说，共产党不可能有这样的deliver能力，在共产党当政的那些邦，deliver都很差。

他们观察到的共产党deliver能力，是印度共产党的，而不是中国共产党的。2006年我去过西孟加拉邦，共产党在那里主政过很多年，的确那里并没有很好的deliver成绩。在印度民主体制的框架中，共产党要想当选主政，必须走竞选拉票那样的路数，这就使它不可能像中国共产党那样进行治理，作出中国式的deliver。

个人vs共同体，从众vs从贤

和很多印度人交谈的时候，都可以听到他们对“印度是最大的民主国家”所感到的自豪。他们说，虽然印度在治理方面有很多缺陷，有很多社会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并没有搞垮印度的民主制度。他们尤其感到自豪的是，印度有很多不同的语言、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族群……这样的不同是很容易引起分裂的，但是印度的民主制度使国家能够保持统一。

民主制是英国给印度留下的治理模式、文化遗产，在印度传统文化中，缺少关于“国家治理”的思路。印度文化中有很多关于人生意义的思路，这些思路展现出辉煌夺目的色彩。

印度朋友曾经很自豪地对我说，佛教源于印度文化，从印度传播到很多国家，这是印度文化软实力的表现。他问我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否也有这样的例子？我想到了儒家文化，但儒家文化只传到了日本、朝鲜、越南，比佛教的影响力小得多。

为什么呢？我和印度朋友进行了讨论，虽然不是全面深入的，也让我颇有感悟。我们谈论到佛教和儒家的不同思路。佛教关注生老病死，这是个人要面对的人生问题，佛教提供了个人应该如何应对这些问题的思路。儒家的思路则更偏重于人际之间的和谐，是关注一个共同体，是侧重于思考如何把共同体治理得和谐。在社会生产相对简单的时代，如何协调、如何治理共同体，显得不似社会生产复杂时代重要；而个人的生老病死问题，则是每人都要天天面对的，因此关于这些问题的思路，被大多数人关心，很容易传播开来。

当世界进入了社会生产复杂的时代，当社会必须应对各种复杂的现代社会问题时，如何协调、如何治理共同体就成为当务之急。西方提出了“民主制”的解决方法，用“多数决”的原则来进行治理。这种“从多数”是“从众”的思路，使用“计数”的方法，相对简单易行，因为主要是计算“数”。而中国的传统治理方法则是“从贤”，而不是“从众”，钱穆在这方面有精辟的论述（参阅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从众”是“数”的思路，“从贤”是“质”的思路，鉴别质量要比计算数目更为复杂。

从众是民主政治的原则，从贤是优主政治的原则。民主政治在选择领导者时是根据“众”的数字来决定的，优主政治选择领导者是根据“贤”的质量来决定的。决定“质”要比决定“数”复杂得多，首先需要决定什么是“贤”的质量，然后还要制定出鉴别、选拔具有这种质量的人才的具体方法，这就不像计算人数那样简单。

汉朝先是实行了乡举里选的察举制度，但在实践中出现了很多问题；魏晋时代改为了九品中正制，后来也出现了问题；到了唐朝才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科举制。科举制是一种相当成熟的选择优者的方法，为优主政治打造了择优的框架，此后这个框架延续使用了一千多年。

不过，框架虽然被延续使用，框架中的内涵、科举考试的具体内容，却是经历了很多次的变革。因为当历史发展了，当社会变化了，那些旧的科举考试内容变得无法选拔出新形势下的优者，因此必须进行修改。这种修改是复杂而艰难的，需要对新形势有深刻的认识，非如此才能够把内容修改得有助于选拔新形势中的优者，使优主政治的治理能够可持续。

中华文明持续了数千年没有中断，其它很多文明虽然有过非常灿烂辉煌的年代，但当遭遇危机挑战的时候，往往在治理方面不能作出有效的应对，因而衰败。中华文明中的优主政治治理元素为可持续作出了贡献。当社会生产变得越来越复杂，当国家治理成为发展的关键因素，中国文化中的优主治理思路将会吸引更多人关注，使中华文明在新时代有更好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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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关于优主政治的理论以及本文中述及的一些问题，请参阅“民主故障频发，下一步是优主吗？”（观察者网）、《幸福与GDP：主流发展模式之外》（尹伊文，三联精选，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