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性的致命因素是什么？

政策执行力低下是委内瑞拉经济失败的致命伤。分析查韦斯的体制可以看到两个结构性的原因导致了这个致命的问题。

第一个原因是“选举”，在民主选举的政治框架中，当政和推行政策都需要靠选票，拉选票是第一要务，如果没有足够的选票，当政者无法当政，其主张的政策，别说推行了，就是出台也不可能，因此必须把主要精力投入拉选票，剩余精力才有可能放到执行政策方面。

第二个原因是“没有构建具有执行能力的组织队伍”。查韦斯看到以前的两党代议制造就了腐败的执政精英队伍，这些精英有专业的执行力，但道德腐败，只执行有利于特权精英的政策，结果导致民众愤懑，社会动荡。因此，查韦斯采取了反精英的民粹路线，使得执行力沦丧，政策无法执行，政绩无法取得，结果也导致了民众愤懑和社会动荡。

笔者提出过“优主政治”的概念[4]，若用优主政治的理论来分析委内瑞拉的问题，可以更进一步地认清其症结。

优主政治的核心关键是要构建一个由优贤者组成的优主集团来主政，优贤的标准有两条，一是具有优秀的执政专业能力，二是具有为社会长远利益服务的道德。当然，建立这样优主集团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首先需要有制度能够把优贤人士挑选出来，其次要有机制使这些人保持优贤，不要蜕化腐败，而且还要和草根大众紧密联系，接地气。正是由于构建优主集团的艰难性，很多政治家会望而却步，认为优主是精英，无法保证他们一定是优贤的，而且历史上有太多精英腐败的例子，因此他们把希望寄托在与精英对立的大众身上，认为大众不会腐败，让大众直接参政可以解决问题。

查韦斯的“人民主权”“直接民主”理念就是要让大众直接参政，而不是让“优主”来作领导。他相信人民大众本质是优贤的，希望他们都能够成为“优贤人士”，他把大量资源投入了使命教育，期盼培育出优贤的大众参政群体。但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即使是在石油价格高昂的黄金时代，在个人政治魅力超强的查韦斯治下，优贤的大众群体并没有涌现出来。在能力方面，虽然拉票、宣传、助选的大众参政能力表现得很好，但执行政策的能力表现十分欠佳。在道德方面，大众中不少人表现得腐败，很多腐败事件在大众及相关的组织中发生，譬如合作企业引发的腐败问题。

合作企业是21世纪社会主义提倡的“民主参与的大众经济”模式中的重要元素，鼓励大众组织合作企业，以抗衡唯利是图的、剥削劳工的资本主义公司，理想的合作企业的组织结构是“任何工种都不受到歧视，任何职务都不享受特权，企业成员之间平等，共同参与计划来决定生产。”查韦斯当政以后制定的宪法明确规定， 国家要推动和保护合作企业。政府设立了“大众经济部”，这个部的职责就是支持合作企业的发展，负责把政府的合同定单优先签给合作企业，向合作企业提供低息或者无息贷款，对合作企业减免税收。但是不少合作企业并没有按照21世纪社会主义的理想原则来经营，而是通过腐败手段来获得政府的合同订单和优惠贷款，更有甚者，一些合作企业甚至充当贪腐行为的洗钱机，大量盗取公共钱财。

查韦斯派把精力集中在拉大众选票方面，不重视建设优贤的执政团队，他的反对派也基本如此。我在委内瑞拉接触的反对派们，也是把精力集中在拉大众选票方面，而且学习了查韦斯“动员草根基层”的方法，查韦斯是在基层搞使命教育，他们发明了到基层去搞法律援助，以此来建立基层组织拉选票。他们激烈批评查韦斯的经济政策，但当我问他们自己的具体经济政策是什么的时候，却竟然说不出来。

反对派的很多批评是非常情绪化的，缺乏客观理性的态度。譬如，查韦斯引进了两万名古巴医生，派他们在委内瑞拉的缺医少药地区服务。反对派对此项政策激烈批评，指责古巴医生和委内瑞拉医生“抢饭碗”，但客观事实是，古巴医生是在缺医少药的贫困地区服务，那些地方是委内瑞拉医生不意愿去工作的，并不存在“抢饭碗”的矛盾。

委内瑞拉的人均医生数量稍高于中高收入国家的平均值，但比高收入国家的平均值低。[5] 委内瑞拉医生多数集中在环境优裕的地区，都不意愿去贫民窟那样的地方，古巴医生的服务解决了这个问题。居住在贫民窟的人对我说，古巴医生在贫民窟非常受欢迎，贫民窟中有很多帮派流氓，这些人在贫民窟经常进行抢劫等暴力活动，但他们从来不对古巴医生行暴，甚至还主动给古巴医生“保驾”，让医生能够平安行医，因为这些人深深地知道，贫民窟太需要医生了，这里的“行医饭”委内瑞拉医生是不要吃的。

热衷情绪化地批评政敌，不注重基于客观现实的政策构建，如果这样的反对派当选，委内瑞拉的经济也很难搞好。目前反马杜罗的党派们，街头示威规模宏大，不亚于当年查韦斯支持者的街头行动，但在经济政策方面，并没有提出很好的方法来。

这是在2009年关于取消总统任期限制的公投之前，查韦斯的反对派和支持派在街上拉票，反对派举着“不”（no）的牌子，支持派举着“是”（si）的牌子，后面还有一辆支持派的宣传大巴。公投、拉票、游行……这类活动在委内瑞拉多如牛毛。

委内瑞拉的历史启示了什么？

委内瑞拉的历史向人们显示：

资本主义不实行民主选举，导致了军人独裁，石油财富被独裁者和极少数人攫取，社会贫富不公，经济患上“荷兰病”。

资本主义实行了民主选举，导致了“盟约民主”，石油财富在两党精英中分配，政治腐败，贫富悬殊，“荷兰病”猖獗。

社会主义实行了直接民主，导致草根大众热情参与政治，但缺乏政策执行能力；石油财富的分配倾向了穷人，贫富差距减小了，但可持续性脆弱；贪腐仍然存在；“荷兰病”仍然不能治愈。

如果社会主义能够实行优主政治呢？如果有社会主义理想的优贤人士能够主政呢？……在直接民主中，丰满的社会主义理想缺乏具有执行能力的人来推行，结果变成了现实中的骨感骷髅；在优主政治中，丰满的社会主义理想可以由具有执行能力的人来推行，就有可能在现实中保持其丰满。

实行优主政治的关键是构建优主集团，查韦斯由于目睹过“盟约民主”的精英集团的腐败劣迹，因而惧怕建立有专业执政力的精英集团，想摆脱精英，让大众直接参与执政，结果并不理想。

要想建立一个完美的优主集团的确不容易，而且也不现实，挑选出来的优者很可能有缺点，进入优主集团后很可能蜕化腐败，也很可能变得不接地气。优主政治的挑战就是要不断地改进挑选的制度、创新反腐的方法、开通接地气的途径，使优主集团的人即使不是100分的优贤，也要尽可能地是90分、80分、70分的优贤。优主政治是对体制设计的挑战，因为需要不断改进体制中的具体程序，不像民主选举，程序是固定不变的。

民主政治是相对容易的、挑战较少的，但其结果很可能是骨感的；优主政治是相对困难的、挑战繁多的，但其结果很可能是丰满的。

[1] 2013年以美元计算的人均GDP，委内瑞拉是12237，沙特阿拉伯是24934。（世界银行数据）

[2] 世界银行数据。

[3] 世界银行数据。

[4] 参阅《民主故障频发，下一步是“优主”吗？》（观察者网）。

[5] 每千人的医生数量，在1990年，委内瑞拉是1.564名，中高收入国家平均值是1.36名，高收入国家平均值是2.115名；在2001年，委内瑞拉是1.939名，而在差不多同时的2000年，中高收入国家平均值是1.539名，高收入国家平均值是2.663名。（世界银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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