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主主义的成功案例

从实践的角度来看，新加坡的精英主义威权政治很近似于优主主义。优主模式的五大原则可以在新加坡的政治实践中看到明显的印记。

第一，大门开放。新加坡执政集团的最重要成分是人民行动党，该党在吸收党员时采取了开放政策，只要提出申请，几乎都可以加入。新加坡的族裔矛盾曾非常尖锐，但人民行动党主动吸纳各族党员，不搞族裔排他，还让少数族裔担任党的高级职位，在政府内阁中也有少数族裔担任高职，如财政部长、外交部长。这样的开放性不仅缓解了族裔矛盾，而且还吸纳了更多的优者。

第二，择优门槛。人民行动党的党员分两大类：普通党员和干部党员。虽然对普通党员大门开放，但要成为干部党员则需要跨过一道很高的择优门槛。对于这条原则，新加坡的执政者有高度的自觉认识，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李显龙反复强调：“新加坡采取精英治理政府的哲学。我们必须挑选各行业的精英来参与国家治理，这些精英需要具备的先决条件是有社会责任感，是愿意为人民服务的。” 李光耀提出了“猎头”的方法，强调主动去党外识别选择高素质的人。如果人民行动党相中了某个优秀人才，往往会锲而不舍地与其“茶叙”，想方设法将其纳入旗下。新加坡的执政集团除了设置了政党的择优制度，还设置了非政党的择优制度，譬如在政府中设立了公共服务署，管理政府公务员的任命、晋升、处罚，以保证任人唯贤。公务员并非全是人民行动党党员，这个机构使得执政集团又多了一个择优门槛。

第三，继续自我优化。在提高执政集团成员的能力素质和防腐反贪方面，新加坡都有制度措施。譬如办干部党员培训班来提高能力、通过贪污调查局和公共服务署来反腐。新加坡曾经贪污腐败泛滥，从英国殖民当局统治的19世纪，到1965年新加坡独立，贪污腐败一直很严重。新加坡独立后，人民行动党的政府对贪污调查局进行了不断的改革，同时又加强了公共服务署在任命、晋升、处罚公务员时的廉正公正措施，使贪腐活动大大减少。另外，新加坡还实行了高薪养廉的防贪政策，配套形成了不想贪、不必贪、不能贪、不敢贪的反贪腐机制。目前，新加坡已成为世界上最廉洁的国家之一。

新加坡

第四，组织结构趋优化。人民行动党的组织结构反映了这条原则，它的高层组织机构是中央执行委员会，由干部党员选举产生。干部党员已是经过择优门槛挑选出来的精英，再由他们选举更高的优者，以使更优贤的人士能够担任更高的职务，使高层决策更加趋优，而且也能防止高端个人独裁。

第五，精英和非精英密切联系。在新加坡的政治实践中有几项活动与这条原则相关，譬如人民行动党的上层精英和基层支部之间每月举行沟通联系的月会，议员在自己的选区“会见人民”、搞“走街”“家访”等等的活动。近年来当网络成为人际沟通的重要渠道之后，人民行动党也开始使用网络作为上层与基层的沟通手段。

新加坡优主政治取得了良好的结果，1965年新加坡独立建国时人均GDP只是英国的28%，1993年赶上了英国，到了2013年其人均GDP已是英国的140%，弱小的前殖民地国家高效快速赶超了强大的前宗主国。

中国政治的优主主义传统

虽然在中国的历史上并没有“优主主义”这个词汇，但中国的政治意识和政治实践显现出很大的优主主义倾向，这既表现在两千多年的传统政治体制中，也表现在1949年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体制中。

中国政治传统崇尚的国家治理原则是“尚贤使能”，主张用贤能优者来治理国家，让这些优贤人士占据治理者的位置。早在战国时代荀子就指出，先王之道是“尚贤使能”，治国安邦的根本方法是让贤能者居于主政的贵位，这反映了优主主义的政治意识。

钱穆在《国史大纲》中分析了中国悠久的历史，提出了“士人政府”的概念。所谓士人政府，就是通过读书考试，让读书人中考试成绩好的优者，担当政府的官员，组成优主集团。“所以若说政权，则中国应该是一种士人政权，政府大权都掌握在士——读书人手里，从汉到明都如此。”[7]钱穆比较了西方民主制的“从众”与中国士人制的“从贤”之不同，“中国政治上的传统观念，对一意见之从违抉择，往往并不取决于多数，如西方之所谓民主精神。而中国人传统，则常求取于贤人。”[8]“从众”代表了民主主义的原则，“从贤”体现了优主主义的精神。

优主主义意识也表现在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体制中。在中国共产党党章中，共产党被明确地定义为“先锋队”“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9]所谓“先锋”，就是优于普通人的人，也就是优者。中国的宪法同样明确规定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在这样的政治体制框架中，共产党扮演着优主集团的核心角色。共产党强调“为人民服务”的原则，这使其又不同于一般的精英优主主义，可以有所超越。

从中国历史中可以看到优主主义五大原则的实践，而且治理结果与五大原则遵循与否密切相关。中国历史上的士人政府具有大门开放的特征，读书、投考、入仕基本上没有设置有形障碍。这种开放制度并非一蹴而成，而是经过曲折道路发展出来的。汉代实行乡举里选的察举制度，使地方的家族势力介入了推举，降低了大门的开放程度。唐朝进行了改革，推出“怀牒自列”的政策，既不需要地方长官的察举，也不需要中央官员的九品中正评级，读书人可以自己到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去报名参加中央的考试，入仕大门开放了。在中国士人政府的历代体制中，择优的门槛一直存在，其相应的制度为了适应不断出现的问题，还不断有所改变。历朝历代在考试制度方面进行的改革努力，正是这个历史过程的写照。对于“优主集团自我优化”的原则，历史上有很多通过反腐来维持士人政府廉洁的实践，也有相应的制度安排，譬如设置监察机构，自秦朝开始，中央的御史就成为了负责监察的官职，“监御史，秦官，掌监郡”[10]，其主要职责是纠察官员的过失。“执政集团组织机构趋优化”原则，是和各朝代的“用人”“派官”制度相关的，是“趋优化”的实践探索。“优贤精英和非精英保持密切联系”原则，主要表现在“微服出巡”等方面。中国两千年的国家治理历史，为优主主义五大原则提供了丰富的案例，通过这些案例可以看到，当五大原则被违反的时候，往往会出现治理的失败，而当五大原则被遵循的时候，就能够取得相对成功的结果。

中国共产党的治理也反映了同样的规律，遵循五大原则就能够取得较好的治理结果，违反五大原则就往往会出现问题。在六十多年的治理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逐渐摸索经验，修正错误，改革进取。开放大门的原则曾经被所谓的“阶级路线”干扰，改革开放之后获得了修正。择优门槛的原则通过入党、考公务员、考大学等程序不断进行了改进，使执政集团能够吸纳高素质的人才。自我优化的原则在官员腐败的恶浪中受到严峻挑战，目前正在进行艰巨的反腐探索。组织机构趋优化的原则也在探索之中。和非精英保持密切联系的原则深植在共产党的群众路线传统中，但在改革开放中由于突出了精英而有所忽略，近来也在重新修正。“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的根本原则，这使其和非精英的联系更易实现，从而可以克服精英主义的问题。从中国共产党的治理结果来看，中国已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极为瞩目的成就，展现出了超越一般精英优主主义的治理硕果。

【参考文献】

[1]小普林尼（Pliny the Younger，61或62-113，A.D.），罗马帝国律师、作家和元老。

[2]尼古拉斯（Nicholas of Cusa，1401-1464），德意志科学家、哲学家和神学家。

[3]波达（J. C. de Borda，1733-1799），法国工程师、海军军官和投票理论家。

[4]孔多塞（M. J. A. N. de Caritat, marquis de Condorcet，1743-1794），法国科学家、革命家和政治理论家。

[5]K·J·阿罗（Kenneth Joseph Arrow，1921-）,美国经济学家，1972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6]J ·菲利普斯（John Phillips）和C·怀特勒（Charles Wetherell）：The Great Reform Act of 1832 and the Political Modernization of England，载于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100, pp.411–436，1995年。

[7]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三联，北京，2001年，第128页。（原著1955年）

[8]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三联，北京，2001年，第35页。（原著1955年）

[9]参看《中国共产党党章》的总纲。

[10]班固：《汉书·百官公卿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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