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历史可以看到，让智者执政其实是一条“潜规则”，虽然这条潜规则在很多时候并没有被人有意识地认识到，但它却表现在无意识的制度安排中。因为由智者领导的国家有更强大的生存发展能力，安排智者执政的制度自然会在“生存竞争”“自然淘汰”中表现出优势，因而使得这些制度可持续、可壮大。譬如，在君主制的中世纪，执政的君主是世袭的，表面上没有“智者执政”的安排，但是，君主制中往往有制度安排王子贵族接受良好教育，中世纪教育资源极度贫乏，绝大多数人都是文盲，受过教育的王子和贵族会比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更为“智慧”一些。这种让将会进入执政决策圈子的王子和贵族接受教育的制度安排，就是这条潜规则的表现。

随着生产力的发达，教育资源的丰富，社会结构的变迁，许多非贵族的中产阶级也有了接受教育的机会，因而中产阶级里出现了大批比王子贵族更智慧的人。让这些中产阶级的智者执政，会对国家的发展更为有利。于是，智者执政的潜规则再次发生作用。譬如在英国，以非贵族的有产绅士精英为主体的议会的权力越来越大，光荣革命使得议会的权力超越了君主的权力。这些非贵族精英的执政表现也的确比君主更为智慧，英国在光荣革命后发展迅速，崛起成为“日不落帝国”。

但是光荣革命之后，在西方国家向现代政治体制转型的过程中，智者执政的潜规则却没有被理性地认识到，更没有被有意识地制度化。相反，在浪漫主义崛起之后，“去理性”的个人自由、“去责任”的个人权利成了大潮流。在19世纪浪漫主义大潮的裹挟之下，精英民主逐渐被一人一票的普选民主所替代。19世纪有投票权的英国公民是少数，当1832年的改革法案把投票门槛降低之后，有投票权的英国人仍然只有5%左右[6]，后来逐渐增加，直到1928年，英国才实现一人一票的普选。人们浪漫地相信，一人一票的普选是“人人平等”的最公平选举，将会选出“为人民”的执政者，将能建成“属于人民、为人民”的政府。但是民主制度实践的结果，却并没有带来这样的理想境界。在美国的政治现实中，人人并不平等，财团的权利远大于平民，金钱的力量可以左右政治。如此的政治现实， 与其说是“民主”，不如说是“金主”。在一人一票的表象之下，真正作主的不是人民，而是金钱。

从社会的长远利益来考虑，让智力高的贤能优者来执政是理性的。与其在一人一票的制度下让“金主”执政，不如撇弃虚伪的“民主”外壳，寻找能够选择智力高超的贤能“优主”执政的方法。从“君主”到“民主”的演变，是在生产力提高和教育普及的历史发展中，“智者执政”的潜规则无意识的体现。从“民主”到“优主”的思路转型，是在民主制度暴露出自毁自弱等重大缺陷的历史关口，有意识地遵循“智者执政”的潜规则，探索构建人类进一步发展的新制度。

优主政治的五大原则

优主主义的核心是优主执政，实行优主政治的关键是选择和形成主政的贤能优主集团。采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够形成这样的优贤主政集团呢？一人一票的普选显然是不可取的方法，需要采用其它方法。至于什么是“其它的方法”，正是下面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首先需要指出的是，与西方民主的“程序取向”不同，优主主义强调“原则取向”“结果取向”。也就是说，不设定具体的、普世的程序，而是提出原则，让各国遵循这些原则来设计符合自己国情的具体程序方法，然后还要根据结果来检验和修正方法。不同的国家，由于其不同的社会、文化、历史等等的因素，很可能发展出不同的选择优秀贤士、实行优者执政的具体方法程序。这些不同的具体方法程序，一般会遵循下面五个大原则。

第一，优者执政集团的大门是开放的，不应该设置除了“贤（德智皆优）”之外的任何其它准入条件。执政集团大门不开放会使执政集团缺乏多元化的、高素质的人才，也会造成大众的不公平感。要想更进一步地增多人才和增加社会公平感，还应该给大众安排和提供改进优贤素质的途径，譬如公共教育等等。在这样的优主制度中，大众有社会条件来增进自己的优贤素质，当素质提高之后还可以通过开放的大门参与优主集团。

第二，执政集团的大门要有“择优”的门槛。“优”的标准是以“为社会长远利益服务的能力和道德”的水平为准。设计选择方法是道难题，中国历史上曾经用科举制作择优的方法，但科举制不断地出现过问题，需要不断改革以适应新情况。西方的文官考试和晋升，也在不断地更新变化。好的择优方法应该是能够与时俱进的，这就要求设计者对时势大局和社会发展有敏锐的感觉，能够意识到什么样的素质在新形势下对社会长远利益至关重要。择优门槛是保证优贤集团能够维持高水平的关键，必须有择优的机制，才能使执政集团在素质方面立于社会的高端。

唐朝科举考试

第三，执政集团内部要有继续自我优化的机制。择优门槛固然能够网罗高素质人才，但如果这些人进入优贤集团就不再思进取，便会逐渐沦为非优者。继续优化特别应该注重于两个方面，一是要加强学习和历练，二是要加强道德方面的纪律检查。道德的下滑往往会比能力的降低更容易引起大众的反感，这种反感会败坏优贤集团执政的社会共识，从根本上颠覆优贤集团执政的正当性、合法性。

第四，执政集团内部的组织机构要有趋优化机制，使相对优秀的人处于领导地位，并且要有机制防止个人独裁。前文在讨论民主选举制度时，曾指出过“趋中化”和“不负责任”的问题。在优贤集团内的民主选举，这两个问题将不会很严重，因为优贤集团的成员素质优秀，既可以理解高端的智慧，也会负责任地进行投票。同时，民主机制可以防范个人独裁，因此在优主集团内部使用民主机制是有益的。

除了民主机制，优主集团还应该设置其它的机制。民主选举制具有自下而上的问责机制，可以防止高层领导腐败滥权。但是民主选举制缺乏自上而下的问责机制，而自上而下问责的优点是让处于高端的优者具有更大的影响力，使决策更倾向于高端的水平。商业公司的组织模式是自上而下的问责机制，因而能够效率高，能使公司的整体表现趋优。优贤集团若在内部民主选举的同时又形成一种自上而下的问责制度，则可以产生更好的治理效果。

第五，优贤精英要和非精英保持密切联系。精英如果脱离大众，将不能对社会有全面的了解，同时也会失去大众的支持。精英和大众联系密切，一是可以了解下面的情况，二是可以向下面传播自己的智慧，把高素质的意见传播开来，以提高群体的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