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二：自毁机制——不负责任的权利

西方民主理论的第二个值得质疑的逻辑层面问题是不负责任的权利。在西方民主制中有几个关键性的“权利”是被定义为“不可剥夺”的，选举权就是这样的权利。选举是西方民主制度的核心程序，参与选举被视为人的基本权利，如果不让人参与选举，就是剥夺人的选举权。但是，关于选举的责任，则很少阐述，即使提及也只是从“必须参与投票”的角度，也就是说，只要去投票了，就是履行了选举的责任。

对于社会生活中的其它很多权利，都是设置责任门槛的，譬如驾驶的权利。沙特政府不允许妇女开车，这被国际社会中的许多民主人士批评为“不民主”，剥夺妇女开车的权利。但即使在民主社会，如在美国，虽然不剥夺妇女的开车权利，但也不是每个妇女，或者每个人都可以开车的。如果要想行使开车的权利，必须首先履行责任：获取驾驶执照，要熟悉交通规则和掌握驾驶技术。对驾驶者有这种责任要求，是因为开车牵扯到公共利益，如果允许人无照驾驶，就会引发交通事故，会对公众的生命财产造成损失，因此需要设立一道责任的门槛，履行了责任的人才可以跨过门槛、行使权利，这种做法是对公众利益的负责，是得到理性社会普遍认同的。

选举执政者也牵扯到公共利益，而且其牵扯的利益要比驾驶汽车重大得多。误驾汽车会引发的事故是交通事故，会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是有限的；错选执政者会引发的事故是政治事故、经济事故、外交事故、军事事故……会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是无法估量的。对于会造成严重后果的参与权利反而不设置责任门槛，实在是非理性的制度安排。

这样的制度安排已经显现出一系列问题，其中极为严重的是“政治低智化”和“利益集团操纵”。由于选民不需要承担理解选举内容的责任，很多人都不花费时间和精力去思考复杂的问题，只愿相信别人提供的简明答案，政客要想获得这些人的选票，就要推出简明的口号，避免复杂的讨论，同时利益集团还可以趁虚而入，制造符合自己利益的简明蛊惑宣传。

特朗普的竞选口号“让美国再次伟大”

很多事关社会重大利益的复杂问题因此而被回避，或者被歪曲简单化。譬如在美国，金融衍生品是个很重要但很复杂的问题，政客一直避而不谈，金融利益集团趁机把金融去管制歪曲简单化为“去管制能让市场发挥更高效率”。这种“避而不谈”和“歪曲简化”的结果是“低智化”：复杂问题不在高智的层面上讨论，而被刻意简单化到低智的层面来搞蛊惑宣传。结果，事关群体利益的复杂问题被回避、被歪曲，而不是被讨论、被解决。这些问题在回避和歪曲的掩盖下繁衍发展，最终酿成大祸，爆发出如2008年金融危机那样的自我毁灭海啸。

对比“权利”和“责任” 这两个观念，可以看到背后隐示的两大不同。第一，权利注重个人，责任关注他人和群体，权利述及的是个人应该拥有什么，责任考虑的是个人和群体的关系、个人在群体中应该如何行为。第二，权利注重的是现时，责任更为关注未来的影响。“驾驶权利”重视的是个人现时的权利；“驾驶责任”考虑的是驾驶可能在未来造成的影响。权利以个人为本，而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因此权利的关注难以超越个人生命的局限。责任是从群体的视角切入的，而群体的生命期要远远超越个人，因此责任的关注总是从大局和长远利益着眼。当个人权利成为关注中心的时候，人会倾向于争取个人权利最大化，而对旁人权利的考虑，一般只会从自己权利是否会受影响、是否会得到保障的角度。为了使自己权利获得最大化，个人很可能罔顾他人权利。在民主政治的实践中，可以看到很多为了个人权利最大化而压制他人权利和损害群体长远利益的例子，金融集团为了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而使整个社会受害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民主的根本目的是要为群体选择执政者，要为群体做出决策。但是，西方普选的民主程序，却是建立在“个人权利”的价值体系上的，只强调个人的选举权，不注重个人的选举责任。由于个人权利中潜伏着“个人高于群体”的因素，以个人权利为基础的选举程序中就隐含着忽视群体利益的机制。如果一个以“为群体做决策”为目的之程序中含有“忽视群体利益”的机制，这个程序岂不会引导出“忽视自身利益”的决策？这岂不是一个悖论式的程序？悖论式的程序潜伏着自我毁灭的机制，隐藏着自毁的基因。

问题三：自弱机制——中位数效应的趋中化

除了具有“自毁”机制的逻辑误区之外，在西方民主制度中还有另一个具有“自弱”机制的逻辑误区，这是在基本逻辑层面上的第三个值得质疑的问题。

这第三个逻辑误区是在民主的“多数制”规则下形成的，具有趋中化、反趋强的特点。民主的根本原则是多数制，民主决策是要遵从多数人的意愿。在民主制的框架下，虽然少数人的基本权利可以得到保障，但是根本决策还是得听从多数人的意见。这种根据多数人的意愿作出的决策会有什么样的智慧能力特点呢？

假设可以对全国所有人的智慧能力进行测试，最低者定为0分，最高者定为100分，那么该智力分数的密度曲线的密度分布应呈现出正态分布特征：多数人的分数集中在50分左右，越趋近低端0分或高端100分的人数越少。

因此，遵循多数制原则做出的决策，其智力特点应该是趋近50分左右的水平，因为多数人的智力水平是在50分左右。从好的方面来看，这种决策避免了接近0分的低智愚蠢结果；但从坏的方面来看，这种决策也使接近100分的高智英明卓见无法被采用。民主制具有这种“中位数效应”的趋中化机制，虽然防止了趋弱，但也阻碍了趋强。在一国之内的小框架中，中位数效应是趋中的，并不是趋弱的；但若在多国竞争的国际大框架中，民主制的中位数效应就不仅仅是趋中，而且很可能有趋弱的倾向。

从国际竞争的角度来看，一个国家执政者的智力水平越高，这个国家成为强国的可能性越大。即使这个国家初始的总体状况比较低弱，如果它能够不断地选择智力水平处于高端的人成为执政者，它就能够比其它选择智力水平趋中者执政的国家发展得更快。用趋强取向选择执政者，可以使国家加速趋强；用趋中取向选择执政者，会在面对趋强国家竞争的时候显现出颓势。

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不是一种趋强取向的选择执政者的制度，它具有趋中化取向，即防止了趋弱，也阻碍了趋强，是居中者得道。在民主选举中，那些智力0分的傻瓜不可能当选，但智力100分的高智者却会因为“曲高和寡、难以理解”也被排斥于执政决策的圈子之外。民主的“多数制”规则含有趋中效应，难以实现趋强取向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