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帮派化”

笔者承认，用“三合会”这样的帮派结构来形容西方国家，似乎有些“不严肃”，但仔细观察它们的言行，的确很像行走在黑白两道的“会党”组织。

港片中的黑社会议事场面，是否与开始那张七国集团峰会图似曾相识

我们不妨来对照一下：先来看看“帮派”老大的特点和手段是什么？归纳起来说就是恩威并施，笼络人心，拉帮结派，以强凌弱，损人利己，唯我独尊。这些特质若放到美国身上，可以说几乎无一不匹配。远了不说，就以拜登政府和特朗普政府为例：

回顾拜登在位四年的作为，最明显的地方就是对“特朗普主义”的部分修正，如制止其前任冷落盟友以及回避责任的“退群”做法。也是出于这个原因，绝大多数美国在欧洲和亚洲的盟友，都希望或押注哈里斯胜选，希望拜登的“亲善”政策能延续下去。

从表面上看，拜登的做法与特朗普大不相同，但实质却并无二致。

特朗普回归美式的“光荣孤独”，并非要让美国放弃霸权，这点从他的政治口号（“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可见一斑。他只是在做法和路线上与拜登有所不同而已。其风格是少管闲事（除非有明显好处），卸掉包袱，轻装上阵，唯我独大。

如果借用中国战国时期的“纵横说”，便可将特朗普的政策归为“事一强以攻众弱”的“连横”套路，用江湖上的说法就是喜欢“单打独斗”。当然，在特朗普的眼里，此处的“事一强”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服务世界唯一霸主——美国。

而拜登走的路径有点类似“合众”，即“合众弱以攻一强”。这里的“一强”当然指对自己威胁最大的对手，也就是中国；这所谓的“众弱”可不是字面意义上的“积弱多病”或“乌合之众”，而是一干“志同道合”的小兄弟——盟国。

简而言之，从气质上说，特朗普更像特立独行的西部“牛仔”，而拜登则是表面和气的“黑帮”老大。当然，俩人的共性也一目了然，那就是都通过恩威并施、拉帮结派、以强凌弱等手段来维护自己的“霸主”地位。必须指出的是，这些手段并非只对外，而且也对内。

张颂文在电视剧《狂飙》中饰演的善于恩威兼施的黑帮老大

以“恩威并施”和“拉帮结派”为例，战后的“马歇尔计划”是“施恩”的一个典范。美国用提供资金援助的方式来帮助西欧国家恢复国力，其背后的真正目的则是为自己建立一个政治、经济、金融和军事网络，以抗衡苏东集团。

还有，“布雷顿森林体系”框架内建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确为不少国家提供了金融便利和支持，但放款时也附加了不少政治条件，本质上还是为了确保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

“施威”方面的例子就多了去了：譬如，特朗普认为美国当年出资修建了巴拿马运河，就该继续享受特权，不该把管理权还给巴拿马，所以他这次重新当选后，以强硬姿态威逼巴拿马政府让步，置国际法于不顾。不久前特朗普强迫乌克兰签订“矿产协议”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美国不仅对“蓝灯笼”们（“三合会”中对有意但尚未正式入会的成员的称谓）如此，对铁杆盟友也不客气，譬如对欧盟诸国大幅提升关税、威胁盟国丹麦要拿走格陵兰岛，毫无底线地要求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等。

当然，在帮派的逻辑中，最重要的是组建一支“打击队伍”，因为无论是收取保护费，还是扩充地盘，都离不开暴力的实施和威慑。说到收取“保护费”，这可不是笔者“无中生有”或“刻意诋毁”，而是特朗普自己提出来的。他对德国、日本和韩国，都明确表示过：“要安全，就交钱！”

说回西方的“打击队伍”，那当然就是北约了。

按照当年的立盟原则，北约应该是一个单纯的“防御性联盟”，但无论是以“志愿同盟”的名义入侵伊拉克（理由和如今打击伊朗一样：拥核）、还是武装干涉科索沃，北约的军事行动均未获得联合国授权。

冷战结束后，北约这个以美国挂帅的军事联盟，利用当时刚摆脱苏联阵营的东欧国家强烈的发展和安全需求，将联盟的势力范围扩张至俄罗斯的家门口。这一通操作，也很像黑帮靠红棍们扩充地盘的行为。前面说了帮派“话事人”（龙头老大的另一个称谓）的行为特点，那么，帮派成员的特点又是什么呢？

无论是“红棍”“草鞋”（负责对外联络的帮派成员）“四九仔”（帮会中的基本成员）还是“蓝灯笼”，他们多以帮派为界限，划圈为战，具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思维和相当程度的优越感。

对内，唯帮主马首是瞻，利益均沾，无原则地相互包庇、相互打气；对外，专挑软柿子捏，不讲道理和公理，先用利益诱惑拉拢，不成就施以暴力，遇事成群结队，蜂拥而上，群起攻之。目的是不择手段地抢占和扩大地盘，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所有这些特点，我们在类似“七国集团”、北约等组合的峰会上，在西方主导的国际行动中以及在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的处理上，均能观察到。实际上，许多国际紧张局势的背后，都有美国及其盟友的影子。

结语

“拉帮结派”是会党的另一个常用手段，在国际政治中即所谓的“结盟政策”。“结盟”是多边关系中常见的一种生存和逐利形式，古今中外不乏其例。

在中国，前面提到的战国时期的“合纵连横”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西方，远古的《埃及-赫梯和约》则首创攻守同盟。到了近代早期，特别是1648年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一直到18世纪晚期，随着民族国家的形成，国家利益在结盟时成为首要考量，盟约也变得松散而短命。

在1878年柏林会议期间，俾斯麦向俄罗斯全权代表彼得·A·舒瓦洛夫伯爵伸出手

结盟在国际关系中大行其道始于1814/15年的“维也纳会议”，如俄奥普三大君主国缔结《神圣同盟》。该时期的缔约高潮是普鲁士“铁血宰相”俾斯麦在欧洲大陆针对法兰西和俄罗斯而编织的错综复杂的联盟关系网。

一战时期， “协约国”和“同盟国”两大阵营相互厮杀。二战期间，美英苏中等组成的“同盟国”与德日意的“轴心国”打得你死我活。战后和平持续没多久，旧的盟约被“北约“和”华约“所取代，热战变成冷战。

1990年，“冷战”和“两极世界”走入历史，美国一霸独强。在西方有些学者的眼里，历史以西方民主体制的完胜而进入终结。但西方国家造成的国际政治 “帮派化”却给全球带来了难以弥合的裂口和难以预估的“后遗症”。

如今，随着“中国道路”的异军突起，“历史终结论”已寿终正寝。而中国制定外交政策时坚持“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合作共赢”的原则，也为国与国的相处之道提供了一个与“帮派”政治不同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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