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使”与“魔鬼”

为了让自己的战争准备和武力行为显得顺理成章，在自我“神圣化”的同时还必须要“妖魔化”对手。这种手段也被称之为“情绪动员”（the emotional mobilization）

自我“神圣化”的具体表现就是标榜自己“热爱和平”、“为了和平”，把自己参与的战争描述为一场背后有神圣使命的“十字军东征”。

一战期间，常用的参战理由概括起来说就是以下三点：“消灭军国主义”，“捍卫小国弱国”，“为民主做好准备”。这些听起来非常光荣的目标，后来几乎在每次冲突前夕都会被逐字重复。

一战前法国政府动员军队时提出的理由是“这是维护和平的最佳手段”；纳粹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在为进攻波兰辩护时说：“元首不想要战争，他下决心时心情沉重，但战与和不取决于他，而是波兰”。

一百多年后的2014年，神父出身的德国前总统约高克（Joachim Gauck）在“慕安会”这样的国际场合上发言时，要求德国为确保“人权”和“法治”采取更坚决的行动，必要时也包括军事行动。

小布什将伊拉克战争描述为对抗“流氓国家”和“邪恶轴心”的十字军东征，是“善与恶的斗争”。将民主带到伊拉克是“我们”的责任，这是直接源自上帝意志的善举。因此，发动战争成了实现神圣意志的行为。

日前，泽连斯基在特朗普的施压下提出30天无条件停火时，也声称是为了和平解决冲突。既然停火是为了和平，那之前为何没有提出停火？

“妖魔化”对手则是另一剂“灵丹妙药”。

科索沃战争期间，法国《快报》（L'Express）在描绘塞尔维亚总统米洛什维奇时不谈其观点，而是强调他是个反复无常、情绪波动、“病态”、“暴力”和“易怒”的人，还绘声绘色地描写道：“他发怒时面部扭曲，转眼间又恢复了镇定……”

美英发动伊拉克战争时，小布什总统或布莱尔首相义正词严地说：“敌对阵营肯定是由一个疯子、一个怪物领导的……他挑战我们，我们必须将人类从他手中解放出来。”

罗米奇（Miliana Romic）在其题为《情绪动员——北约对南斯拉夫的战争》的论文中写道：“在战争宣传中，有意识地使用关键词是最重要的技术手段之一。独裁者、仇恨、武器、恐怖主义、压迫、政权、暴政、邪恶、狂热等词语被用来构建清晰的敌对形象，并以此来制造恐惧和不安。”

她还用具体数据证明主流媒体是传播这些言论的“急先锋”，指出这些“意见领袖”在政治正确的影响下，与政治决策者一起不加审核即传播许多不实信息，用巧妙的手法影响公众的视角和认知。

她举例说：如果德国联邦政府将南斯拉夫境内冲突描述为“内战”，那么德国民众对军事参与的赞同率就会降低，武装干预的合法化也就不成立。因此，官方和媒体就将南斯拉夫局势描写成“推翻一个残酷压迫人民的独裁者”。之后，德国参战的支持率一下就高涨至45.1%。

扩军备战与结盟政策

去年5月12日，俄罗斯总统普京解除了绍伊古（Sergei Shoigu）这位军人出身的防长职务。此消息本身轰动性不大，因为绍伊古2012年就职后就有过起落升降。出人预料的倒是继任人选别卢索夫（Andréï Beloussov），因为此公并非军人，而是位经济学家。

很明显，普京的这个人事安排标志着俄罗斯开始进入“战时经济”，也意味着俄乌战争短期内不会真正结束。

作为这场军事冲突的一方，俄罗斯的这一战略举措很正常。一战时期，德意志帝国就实行过“战时经济”，其他参战国家，如英、法、美、俄、奥匈，虽然避用这个称谓，但实际做法也八九不离十。

按理说，这也是今昔相比之下的一个共同点，应该被纳入本文的叙述范畴。但是，“战时经济”的目的和手段毕竟很清晰，因此不妨把省下的篇幅用来关注另一个问题：这次在“官宣”上一直避免成为冲突方的欧盟，最近为何大张旗鼓地急速扩军？换而言之，非参战方为何也开始“穷兵黩武”了？

不久前，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向欧盟各国领导人提出了一项耗资巨大的欧洲军备计划，名为“重新武装欧洲”计划（ReArm Europe）。

根据Statista提供的这张图表，欧洲总共可以集资8000亿欧元。如果成员国额外将其经济产出的1.5%投资于国防，四年内共可筹到6500亿欧元。而且，这部分将不受“稳定与增长公约”的举债限制，更不会受到相应制裁。欧盟此举无异于在鼓励成员国借钱强军。

此外，该计划还提出了一个1500亿欧元的“新基金”，以增加欧盟的国防投资，其中包括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该计划还将从欧盟预算中抽调出更多资金用于与国防相关的投资。计划的最后两项是推进所谓的“储蓄和投资联盟”，以及借助欧洲投资银行来调动私人资本。

德国新政府尚未上位，联邦议会日前以三分之二的多数批准修宪，为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一揽子财政计划”开了绿灯。根据这项计划，涉及国家安全的那部分开支（国防、民防、情报部门以及网络安全）如果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1%（相当于约440亿欧元），可以举债实现，而且上不封顶。

冷战结束后，欧洲23个国家先后暂停了义务兵役制，取而代之的是职业军队，如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波兰、瑞典、葡萄牙、西班牙等。所谓“暂停”是指法律条款依然存在，但暂时不执行。

如今，作为欧盟内最主要的两个国家，德法对恢复义务兵役制的讨论方兴未艾，甚至有人开始重提建立“欧洲军”（European Army）的议题。

根据法国《巴黎人报》（Le Parisien）3月15日发布的一项民调，86%的受访者主张恢复兵役制，其中53%表示支持恢复“义务兵役制”。此前，德国北德电台在本地区也进行了一次民调，70%的受访者表示支持恢复2011年暂停的义务兵役制。另据国际网络市场调查和数据分析公司YouGov三月初发布的民调结果，赞成恢复的甚至高达58%。

欧盟和德法等国“赶集”似的推出这些计划，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一战前夜各国纷纷开始“总动员”的情景：

俄罗斯在1914年7月25日开始秘密进行部分动员，这被德国解读为准备开战的信号；7月30日，俄罗斯尽管仍愿意进行谈判，但还是启动了全面动员，这反过来又被德国视为挑衅；压力之下的德国政府于是也开始进行动员，并于第二天宣布进入“战争威胁状态”；俄法对此的反应是向德发出最后通牒，这又被德方视为进一步挑衅……

就这样，这场“七月危机”（Julikrise）在短短数日后便演变成一场持续四年之久、造成1000万军人和700万平民死亡、2000万人受伤的“旷世”战争。

如果一战时期各国官民知道等待他们是这样的结果，还会带着那份“狂热”将自己的亲人送上战场吗？决策者们还会如此意气用事和自以为是吗？那么，今日“俄乌战争”的直接和间接参与者，是否也对自己提出过类似的拷问呢？

当下欧盟诸国的“重新武装”热潮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原因：

过去几十年的“和平红利”和美国的安全保障让欧洲各国沉湎于“先经政治”，因而荒废了武功；

俄乌战争让欧盟诸国看到战火已烧到家门口，莫斯科展示的“獠牙”让欧洲的恐俄症（Russophobia）再次泛滥；

最关键的因素是特朗普当局在全球战略上已展露出改弦易辙的意图，欧洲切身感受到盟友和老大的“冷漠”，担心随时有可能被其“抛弃”。

根据最近分别在德、法、英、意和西班牙所做的民调结果，除意大利之外，其他国家的受访者给美俄领导人的“危险性”几乎打了平分：特朗普74%，普京79%。在这个大变局中，欧洲国家不得不问，美国如今依然是伙伴，还是已成对手？

1878年，俾斯麦倡议的《柏林条约》签署

回望历史，人类之所以能坠入两次世界大战的灾难深渊，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曾被热捧的“结盟政策”。

作为一种战略构思和实践，古今中外都有不少结盟先例，如中国战国时期的“合纵连横”，欧洲中世纪的“封建联盟”，18世纪末19世纪初对抗拿破仑的“反法同盟”，一战时期的协约国和同盟国，二战时期的同盟国和轴心国，冷战时期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等。

从结果来看，除俾斯麦在欧洲编制的错综复杂的“结盟”架构外，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联盟方略，绝大多数均以“群殴”告终，特别是一战期间。

二战后各国汲取过往的教训，调整了结盟目的。新的结盟政策主要是为了遏制对手，联合自卫，威慑效应和维持均势，其重点是“自卫”和“均势”这两大块。

冷战结束后，“华约”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北约”却保留了下来。原因很清楚，在此恕不赘述。

这一发展进程带来以下三个后果：

美国在国际上一家独大，欧洲盟国享受利益均沾，世界上原有的战略均势不复存在；

历史都被终结了，天下再无对手，北约的“集体防卫”自然也就没了必要；既然闲着没事干，于是开始“兼职”或“转行”，变成“世界警察”和“民主干涉主义”的工具。

不仅如此，“北约”还伙同“欧盟”一路向东，势如破竹，直接把东欧纳入自己的版图，让几乎没有自然屏障的俄罗斯西部边界“敞胸露怀”，暴露无遗。

这种没有均势的国际格局和极不公平的国际秩序迟早会令世界不安，这也是某种历史必然。

随着俄罗斯的渐渐复苏和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力量的崛起，“恢复均势”和“建立多极”的呼声越来越高，但美欧似乎还不愿接受这一新的事实。

结语

我们在浩瀚的历史信息中刨根问底，寻找蛛丝马迹，目的并非只是为了佐证或否定什么，而是为了解惑和明理。

笔者在写本文时，以下问题萦绕不断：

2014年基辅独立广场的流血冲突是1914年萨拉热窝行刺事件的现代版吗？

一战期间第一个退出战事的是1917年“二月革命”推翻尼古拉二世后的苏维埃政权，那么，首个摆脱俄乌战争的会是去年击败力挺泽连斯基的拜登总统后重新入主白宫的特朗普吗？

一段时间以来，德国开始公开谈论“战争能力”（Kriegstüchtigkeit）问题。重振军力一旦成为政治的首要目标（已有这种趋势），欧洲邻国难道不担心德国最终会重新走回历史上的“特殊道路”（Deutscher Sonderweg）吗？

巴尔干半岛常被称为国际冲突的“火药桶”，欧洲的强军举措眼下是为了摆脱对美国的依赖，但长远看是否存在成为下一个“军火库”的危险？

一战中战败的德国在短短20年内重新武装到可以再次发动一场全面战争，那么，为了对付俄罗斯而被武装到牙齿的乌克兰，在战争结束若干年后是否会为“收复失地”而重起战端？

英法眼下在乌克兰问题上明着“斡旋”暗中“支持”的做法，是否有点像两国在二战前夕以“绥靖”方式为“备战”争取时间？

德意志帝国发动一战，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争夺“阳光下的一席之地”，即新殖民地带来的“经济补偿”（wirtschaftliche Kompensationen）和“经济与金融平衡（wirtschaftlicher und finanzieller Ausgleich），这与今日的“锂矿说”和“矿产协议”又有什么区别？

特朗普与普京的单独媾和是在结束一场杀戮，还是更大规模冲突的开始？

在做完“今昔比较”后，我们似乎依然不清楚与今日之“俄乌战争”相对应的，是一战前夜的哪个环节和哪个阶段，也难以预测现在的各参与方将把我们的这个世界带往何方。

德国前总理施密特生前曾就北约的战争行为说过以下一段话：

“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纳入北约的想法来自美国。但白宫做出这一决定并非出于人权方面的考虑，而是出于帝国主义动机。鉴于我们在20世纪的历史，我们德国人有充分的理由对参与军事干预持保留态度。我们时常能听到有人鼓噪，说为了北约的团结应该参与军事干预。这个论点更适合尼伯龙根传说，而不是今天的现实。北大西洋联盟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个防御联盟，而不是一个改造世界的联盟。”

智者之言，振聋发聩。

下面则是另一位德国人在一百多年前的表述：

奥匈帝国于1914年7月28日对塞尔维亚宣战后，时任德国总理的霍尔韦格（Theobald von Bethmann Hollweg）预感到一场席卷欧洲大部分地区及更广范围的战争已无法避免，后果更难以预料，于是发出了“茫然一跃入黑暗”（ein ungewisser Sprung ins Dunkle）的千古叹息。

今年是一战爆发111周年，人类似乎又一次站到了十字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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