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宣传与战争借口

在作今昔对比时，如果觉得“不同”大于“相同”，那一点都不奇怪，因为人类社会在不断发展，生活方式、政治理念、科技手段、军事装备等都日新月异，与过去难以同日而语。

以媒体效应为例：与当下相比，上世纪初没有任何国家拥有足够的宣传手段。譬如，英国政府在一战爆发时不得不与诺斯克利夫勋爵（Lord Northcliffe）的报业帝国密切合作，以制定战时舆论政策。其他地方的情况也类似，德国实际上直到1916年才具备有效的宣传基础。

尽管如此，当年的决策者们在可能的条件下仍努力影响公众舆论，欧洲的“政治公众舆论”因此逐渐成型。

在如何进行战争宣传方面，欧洲大国的做法各显神通：柏林早在1900年就通过民族主义媒体发表报刊文章，以及成立各类协会来推广其造舰计划，当时的“舰队协会”（Flottenverein）拥有110万会员。巴黎则试图通过煽动对德国发动“突然袭击”（attaque brusquée）的恐惧来赢得广大民众对1913年大规模提升军备的支持。在英国，政府批准成立的海军联盟和国民服役联盟聚集了30万之众。

在这类方式的运作之下，1913年的欧洲社会实际上已被“军事化”。武装力量在德国、法国和奥匈帝国等地享有很高的声望，被视为国家的化身；军队领导层的评估也因此变得举足轻重，对政治的影响日益增长。

欧洲各大城市的战争纪念碑，如柏林的胜利柱、伦敦特拉法加广场上的纳尔逊柱、巴黎的凯旋门或圣彼得堡的亚历山大柱，似乎不断在做“广告”，提醒着每一位路人记住他们国家的战争历史和“战神”人物。在欧洲国家的神话与象征中，战争和军事本来就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为国家提供了采取战争手段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当然，战争在欧洲的种种存在形式不仅源于上述历史记忆，还源自当时流行的意识形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社会达尔文主义”。

这个理论将“斗争”和“权力”提升为政治行动的指导原则，并认为国家必须以扩张为目标。尽管只有少数政治家信奉激进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但在德英法语言中，“生存之战”（“Kampf ums Überleben”、“lutte pour la vie”、“struggle for life”）这等口号已深深扎根在人们的政治思维与行动中。

列强之间的经济竞争似乎也证实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假设。1900年前后的英国和德国（法国较少），人们普遍认为未来会形成几个庞大的世界帝国，国家的势力范围规模及其资源配置将决定20世纪谁主沉浮。

所有这些，都为发动战争提供了土壤，找到了“借口”（casus belli）。

一战时德国陆军实际领导人、“总体战”理论的奠基者鲁登道夫将军（Erich Ludendorff）就曾明白无误地表示：如果欧洲大陆爆发战争，就必须“制定战争借口，使得全民一致且热情地拿起武器。”

1898年，好战的山姆大叔向西班牙发出警告的漫画。维基百科

当焦距被拉回到今天的世界，人们会发现，人类社会的本质并未发生太大的变化，只是换了形式和视角。

有记者问《梦游者：欧洲如何走向第一次世界大战》一书的作者克拉克（Christopher Clark），为何称一百多年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个“现代事件”，他的回答非常具有画面感：“当我在学校了解那段历史时，眼前浮现的是过去的世界：华丽的哈布斯堡制服和复杂的宫廷仪式。但当我开始写这本书时，才意识到它其实始于一个车队穿过一座城市，还有一位自杀式行刺者……而这些是我们从现代世界中了解到的东西。”

叙事方式变了，宣传手段变了，但当年各国参战的那些论点和做法今天依然能听到和看到，譬如，争着扮演“受害者”；眼中只有别人的挑衅，而没有自己的不当；自己的措施是防御性的，对方的则是进攻性的。

二战后出生的比利时历史学家莫雷利（Anne Morelli）在其著作《战争宣传的基本原则》（Principes élémentaires de propagande de guerre）中，将以下宣传技巧称为“新十诫”：

1.我们不想要战争，2.敌对阵营要负全责，3.敌人的领导是魔鬼，4.我们为正义的事业而战，5.敌人使用非法武器，6.敌人故意犯下暴行，我们只是意外犯错，7.我们的损失很小，敌人的损失巨大，8.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支持我们的事业，9.我们的使命是神圣的，10.质疑我们报道的人是叛徒。

笔者在上篇文章中提及的德国政治家基塞韦特就认为，社交媒体是“真相之战”（War of Truth）的阵地。问题是，现代传媒工具并非是某一方的“专利”，各方都在用其为自己的叙事服务，因此，所谓“真相”只可能是相对的。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今天的政府或政客若想发动战争，可用以战争宣传的信息传播渠道和媒体手段极为丰富，因而危险性也更高。

小说《黄鸟》（The Yellow Birds）的作者鲍尔斯（Kevin Powers）在记录他在伊拉克作为士兵的经历时说过一句话：“将敌人非人化”（Entmenschlichung des Feindes）是战争的一部分。因此，无论是战争宣传还是借口，屡试不爽的套路过去和现在其实大同小异，特别是以下两种：

战争的“正义”和“非正义”

在一战期间，列宁从阶级性的角度将战争区分为“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这一论点是否能解释所有战争形态值得商榷。《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四款确立的“禁止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原则，是否真正起到了禁战和止战的作用也值得探讨。

人们看到的实际情况是，“正义与非正义”往往成为战争参与方之间的“文字游戏”和“各执己见”，其中不乏明显的战争借口：

奥匈皇帝认为向塞尔维亚宣战理所当然且势在必行，理由是自己的皇储被当地的塞族激进分子刺杀。

希特勒对波兰不宣而战，拉开二战序幕，是因为德国边境遭到波兰的袭击（其实是自导自演），是忍无可忍的自卫。

美英入侵伊拉克是为了制止萨达姆·侯赛因制造核武器，事后证明这一理由“子虚乌有”。

北约以“人道主义”为由对科索沃战争进行武装干预，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的禁武条款，因此是一场违反国际法的军事行动。

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斯战争，对阿根廷而言是收复失地反殖民的“正义”战争；对英国来说，出兵保护拥有“英国文化身份的岛民”符合联合国民族自决原则。

普京对乌采取“特别军事行动”，四个主要理由是：1）遭到北约的围堵，2）俄乌传统上就是一体，3）乌东地区的俄族面临“种族灭绝”的危险，4）对美欧支持下的乌克兰可能的侵犯进行“先发制人”。

1900年7月27日，德皇威廉二世以德驻华公使克林德（Clemens August Freiherr von Ketteler）被杀为借口，向中国派遣远征军，加入侵华的八国联军。他在不来梅港送别部队时发表过一个臭名昭著的“匈奴演说”（Hunnenrede）。

德皇威廉二世在不来梅港的劳埃德大厅前，穿着海军陆战队营制服发表讲话。维基百科

该演说有“官方”和“非官方”两个版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的演说内容和措辞极富争议，所以不得不进行“润色和删减”。笔者在此引用“非官方”文本中的一段：

“当你们遇到敌人时，就要击败他们！不要给予宽恕！不要俘虏！任何落入你们手中的人都归你们处置！就像一千年前匈奴人在他们的国王阿提拉领导下赢得并流传至今的威名一样，愿你们的行动也能使德国人这个名字在中国威震一千年之久，让中国人从此再不敢斜视一个德国人！”

文字一目了然，寓意一清二楚：“我们正义而威武，你们野蛮又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