譬如，土耳其向乌克兰提供武装无人机。这些武器去年秋天以来被乌克兰投入到东部的顿巴斯地区，并显示了一定的威力。普京对此非常不爽，也提出过警告，但并未采取进一步的制裁或限制措施。

安卡拉努力发展与基辅的关系则另有隐情，这与北约对其军火出口的限制不无关系。

土耳其向乌克兰出售无人机，引起了西方媒体对俄土关系的关注，图为VOA报道截图

土耳其“独特”的外交路线，导致它与欧美盟友在军火方面的合作逐渐减少。土方进口俄罗斯的反导系统之后，美国决定停止向其提供F-35战斗机，还不允许它向冲突地区出口诸如军用直升机这样的武器，也不能出口含有西方国家部件（如发动机）的军械。

在这样的情况下，安卡拉只得另辟蹊径，出口自制的军用物资（如无人机），并寻找新的部件供货商，而原苏联的军火工业重地乌克兰正好符合这方面的条件，所以双方一拍即合。2019年，乌克兰向土耳其订购了6900万美元的武装无人机，现在两国还商定合作造军舰。

作为黑海沿岸国，土耳其由衷不希望俄乌之间发生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双方一旦交战，首当其冲的就是土耳其的旅游业，该国三分之一的游客来自俄罗斯和乌克兰，土耳其建筑公司的海外业务差不多一半都在这两个国家，40%的食品也来自两国。

埃尔多安日前表示：“进攻乌克兰对俄罗斯和整个地区来说都是不明智的。”

二月初，埃尔多安前往基辅，再次表示愿意从中斡旋。他还批评北约、特别是拜登总统在乌克兰问题上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做法，他说：“西方并没有为解决问题做出贡献，我只能说，它把事情反而搞得更糟了。”

他认为，迄今为止只有德国前总理默克尔有能力解决这个危机，可惜，她离职后，欧洲再也没有这样的灵魂人物了。言外之意，你欧洲没人，我可以出面调停。

据报道，埃尔多安已向泽连斯基和普京发出了邀请。乌克兰总统已积极回应，但普京还在观望中。

赶鸭上架的调解人：朔尔茨

应该说，在三位调解人中，德国总理朔尔茨是最不愿意登台的，因为他承受着来自多方面的压力。

·压力之一：盟国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虽然主要由“民主国家”组成，决策程序也具备相当的民主性，但对于传统上习惯于“依靠实力说话”的西方国家来说，美国的分量是举足轻重的，是其他成员国无法比拟的。

英国脱欧之后，北约内部的军事实力其实进一步向非欧洲国家倾斜，欧洲国家的话语权相对更弱了。也就说，在涉及到欧洲利益的时候，美英两国未必会单纯站在欧洲立场去审视。这样，他们与联盟内的欧洲成员就会出现分歧。这个现象在如何对待俄罗斯和中国问题上最为突出。

面对乌克兰危机，德国政府的口径其实很明确：政治、经济和道义上全力支持基辅，但在军事领域不提供进攻性武器；对莫斯科既发出严重警告，也希望保持对话畅通。

说实在的，除了不提供杀伤性武器这点之外，柏林与其他盟友在乌克兰危机中的态度并无二致。但美英等国并不满足于此，他们希望看到的是德国拿自己的能源生命线“北溪二号”来献祭。只要德国政府没有明确提出这点，加上朔尔茨前一阵“长久”保持沉默和低调，就被认为是德国对俄过于“软弱”。

为了“澄清”和“明确”德国的态度，朔尔茨专门前往华盛顿。两国领导人关起门来说了什么，外界不得而知，但在之后的记者招待会上，朔尔茨依然没有点名“北溪二号”，反倒是拜登替德方明确表示：一旦俄罗斯入侵，“北溪二号”就完蛋。由此可见，什么才是美国的“眼中钉”，德国承受的来自盟友的压力何在。

·压力之二：国内舆论

德国国内的压力是多方炒作的结果。这里有民主体制的因素（怼政府是反对党的“天职”），也有“批评性媒体”的挑剔，但最关键的还是“政治正确”的捆绑：

在乌克兰危机中，舆论只关心谁是所谓的“侵略者”，而且仅以“民主”和“集权”体制来判断国际冲突的是非曲直，却不去深究体制产生的文化土壤和国情条件以及冲突的深层原由，更不反省西方自身的责任。俄罗斯受到谴责，只因为它“强势霸道”、“独断专制”、吞并克里米亚，在乌克兰边境陈兵十万等。

德国舆论这种简单化和道德化的是非观，忽略了直接关系到民生的本国利益和国际局势的复杂性。这里很少能见闻非主流意见，即便有，也会很快淹没在道德鼓噪中。

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德国正面临能源转型期，尚离不开俄罗斯的天然气。如果将“北溪二号”当作反俄的“祭品”，那么平常百姓家如何面对能源价格继续上涨的局面？

舆论可以不管这些，但政府却不能不考虑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