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公安部之所以在《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公开征求意见稿）》中调整行政处罚的年龄，乃至于21世纪初公安部曾提案请求将刑事责任年龄从14岁降低至13岁，都是建立在公安机关在他们长期的刑事侦查工作中的数据整理得出的，并不是一种天然的“恨不得所有人都是罪犯”的冲动使然，这种提案的科学性严谨性是有保证的，而最终却都没能实现。而相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以及国际协议（例如04年的北京协议）都将14岁作为了起刑标准，我们在选择起刑年龄上很显然受到了“国际惯例”的影响。

而同时，我们的很多未成年刑事犯罪的学者们还天然具有着“悲天悯人”的情怀，比如未成年人犯罪是“错”不是“恶”，对未成年人苛以刑罚是一种转嫁家庭责任与社会责任的行为云云。对待这种观点，有时候甚至你都不知道该如何寻找反驳的点，因为这可能都已经深入到他的价值体系中去了，是一个属于公理定律的存在。无论你如何表达，回应可能都是“你说的都对，但我就是不听”。

保护未成年人，不能以“教育”代替“刑罚”。图片来源：新华网

但我仍然想要强调：

第一、刑罚的第一要义仍然是“惩罚”，其后才是“教育”，千万不要本末倒置，无论是成年犯罪分子还是未成年犯罪分子，犯了错都要得到“惩罚”，“教育”是一个附随在惩罚之上的价值，可以独立出来，但不具有优位性！如果说要教育，他之前接受的那么多年义务教育也好，家庭教育也罢，在他犯罪的那一刻，都无不说明教育对他已经没有太大效果了！他需要的是换一种“教育”，这种教育叫“刑罚”。

另外，还想要指出的是，刑法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也恰恰能够起到“事前教育”的功能，法律除了具有“裁判规范”的效果之外，也具备着“行为规范”的效果，正是因为我们知道某种行为会带来刑事处罚，绝大多数的公众更会在事前自我约束不去为特定的行为。为什么我们总是关注刑事案件发生之后的矫正与教育，而不重视确定的实定法所应当带来的事前教育呢？家庭法治教育不足所带成的后果，为什么需要被害者以及社会来帮着一起承受呢？

第二、在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的权利救济与加害人的权利救济之间，毫无疑问，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的权利救济具有优位性。无论你怎么强调加害人权利保护，都请不要本末倒置了。以往我们强调犯罪嫌疑人以及犯罪分子的权利保护的根源，并不是与被害人的权利放在同一纬度讨论的，而是建立在可能存在的刑讯逼供与冤假错案上，对手方是我们的公检法等司法以及司法行政机关。出于对国家公权力的限制与防范，我们强调对犯罪嫌疑人以及犯罪分子的权利保护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不知什么时候，这种对犯罪嫌疑人犯罪分子的权利保护，开始渐渐侵蚀到了对被害人的权利救济上去了。“你女儿失去的只是一条命，我儿子失去的可是二十年青春啊！”

第三、对于何种刑罚叫“罪责刑相适应”以及何种刑罚叫残酷，也是一个基于不同社会会有不同价值判断的事项，是不是一定存在“普世认知”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死刑是不是一定比无期徒刑残虐？在社会中接受敌视排挤以及内心折磨是不是一定比收监实刑更恰当也可能会有不同答案。

而对待这些问题更为科学更为正确的方式，一是在不侵害基本权利的基础上听取更普遍大多数公民的呼声，二是通过更客观更详实的数据支撑来寻找更恰当的道路。这个客观的数据就是，即便在21世纪初，犯罪年龄都比90年代提前了2~3岁，14岁以下青少年犯罪上升了280%，其中10~13岁犯罪占了70%（法制日报）。这个客观的数据还是80%的成年累犯中，未成年时期就有过拘留和监禁的经历，说明轻微刑事处罚或者行政处罚已经完全不能解决未成年刑事犯罪问题了。

当然，如法工委发言人所说的那样，我们确实应该构建一个刑罚与专门矫治教育的衔接，对待青少年犯罪确实不能完全参照成年人犯罪来对待，毕竟在心智成熟度、挽救可能性等等方面，未成年人与成年人之间存在统计学上的差异。如前所述，为何我国成年累犯中的80%都有过未成年时期的拘留或者监禁经历，说明我国的未成年矫治教育做的一定存在问题，但同时，对于那些确实应当类比准用成年刑事处罚的未成年犯罪，并不需要再强行要求我们的司法工作人员具有圣人心态，严格准确的适用刑事处罚才是一个无论对加害人、还是被害人、还是社会最好的解决方式。因此，此次明确两类刑事案件首先适用恶意补足年龄的修正，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同时也期待我国在对待未成年人刑事犯罪的处理上，能够构建一个更加系统完善的制度体系。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关注观察者网微信guanchacn，每日阅读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