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亚的斯亚贝巴：“埃塞俄比亚制造”（Made in Ethiopia）的可能性

过去几十年中，埃塞俄比亚始终位于世界上最贫困国家之列。但在总理梅莱斯·泽纳维（Meles Zenawi）执政时期，埃塞俄比亚通过积极制定工业政策，在过去15年中经济始终保持着两位数增长。自2002年起，埃塞俄比亚各类全国工业政策文件都将创造就业与出口创收视作生产领域的重点。其中，皮革产业则因为涉及埃塞俄比亚国家工业的未来而得到格外关注。

直至近期，埃塞俄比亚虽然拥有非洲最多的牲畜总量以及悠久的制革历史，但该国的皮革产业仍旧工业水平低下、增长缓慢。埃塞俄比亚政府很清楚，其皮革产业要想腾飞，需要一个“头雁”公司打入国际市场。

21世纪初，梅莱斯·泽纳维开始接触意大利及德国几家公司，但尝试无果，他随即将目光投向东方，并收到成效。2011年，中国最大的女鞋生产品牌、来自广东的华坚集团来到亚的斯亚贝巴城外中资运营的东方工业区（Eastern Industrial Zone），建立了第一家海外工厂。

促使华坚迈出这一步的原因很多，既有中国政府的“走出去”战略，也有埃塞俄比亚诱人的鼓励政策、廉价的劳动力和皮革原材料。此外，还有一个关键原因是不受限制的广大海外市场。由于华坚主要面向欧美消费者，为卡尔文·克莱恩（Calvin Klein）、马克·费舍尔（Marc Fisher）、寇驰（Coach）和盖斯（Guess）等欧美品牌代工，从埃塞俄比亚生产出口可以不受配额限制并享受相关的关税优惠。因此，与早期尼日利亚的查氏集团以及现在新堡的华人服装厂不一样，华坚主要依托的是埃塞俄比亚出口导向发展政策。

华坚在埃塞俄比亚投资获得成功后，随即于2015年兴建第二厂房，位于亚的斯亚贝巴近郊的集团自建的工业园内。如今，两家工厂合计雇用埃塞俄比亚劳工近8000人，年产500万双皮鞋，占埃塞俄比亚皮鞋出口的65%，每年创造外汇收入3100万美元。

华坚在埃塞俄比亚工厂（资料图/华坚官网）

恰如在非洲的许多中国企业，华坚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埃塞俄比亚员工缺乏现代工业职业规范和相对较低的技能水平。华坚集团运用了多种方法提升车间工作的准点率与生产效率，比如开设班车线路助力工人按时到岗、管理人员按迟到扣除奖金、在生产小组之间开展生产竞赛以及采取类似军训的方式管理培训新员工等。华坚集团还会将工人干部送到中国南方的东莞总部培训，回国后他们则在工厂里担任中层管理岗位。

关于劳动状况与薪酬水平，近期一项基于纵向数据比对的研究表明，埃塞俄比亚的中国制造企业与当地其他外资龙头企业相差无几。但这并不代表工人没有怨言。有研究表明，由于埃塞俄比亚政府惯于以比较威权的手段来调控经济，工人运动和工会组织的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打压和限制。这使得工人缺少集体发声机制，只能以个人行动表达不满。其直接后果就是，在埃塞俄比亚皮革与纺织部门员工出现较高的离职率。作为应对，企业通常需要提供工资以外的一些福利来安抚并留住员工，增强待遇吸引力，比如免费伙食、补贴、奖金及医疗服务。

从性别角度看，在埃塞俄比亚的皮革与纺织产业雇用的劳工当中，女性员工至少占全体工人一半左右，人数可观。以阿瓦萨工业园为例，近2万名当地女工在园区内工作，她们大多来自农村，居住在园区附近的小镇上。研究显示，在埃塞俄比亚工厂中的女性员工比男性的离职率低，经验丰富且绩效表现优异的男性员工最容易离职。

毫无疑问，工业园区提供的就业机会有助于提升当地女性的社会经济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当地女性满足于工厂里的流水线工作。牛津大学长期研究埃塞俄比亚中资企业的学者戴梦涵（Miriam Driessen）指出，随着中国企业近年来在埃塞俄比亚投资的增长，前往海湾国家打工的埃塞俄比亚妇女数量也在增长。这说明很多埃塞俄比亚女性将华人工厂的工作视作积累资金的跳板，她们当中的一部分人通过挣取工厂工资，攒足旅费，然后选择前往海湾国家从事家政服务，以谋取远高于流水线工人的薪酬待遇。

如今“埃塞俄比亚制造”的鞋履已得到全世界的青睐。华坚在埃塞俄比亚经营的成功也鼓舞了其他企业。好几家大型皮革产品公司随后都在亚的斯亚贝巴的工业园区建厂，其中包括一家台湾制鞋厂和一家中资手套厂。

过去的10多年里，埃塞俄比亚工业发展战略很大程度上效仿了东亚发展型国家模式，即吸引轻型制造业投资，鼓励出口导向的工业，促进经济的转型升级。有学者警告称，在皮革与制衣产业当中，国际价值链已经开始挤压供应端，国际竞争也愈加激烈，这意味着供应商入行门槛提升，产量要求增加，容错空间更小以及产品单价更低。

这种挑战同样适用于眼下其他试图实施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的国家，因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家采取出口导向工业化政策，导致在技术门槛相对较低的中低端制造业出现了空前竞争，客观上也增强了跨国公司的议价能力。因此，对于像埃塞俄比亚这些渴望复制东亚奇迹的低收入国家，此等变化将会造成新的挑战。

与此同时，埃塞俄比亚近两年的内战也干扰了包括华坚在内的当地企业生产和政府工业政策的安排。故此，埃塞俄比亚工业化的中期前景还不明朗，有待进一步追踪与观察。

五、结论

本文回顾了三个具有代表性的非洲华人工厂案例，强调华人工厂自非洲国家独立至今一直是非洲国家工业化探索的重要参与者。尽管中国国有企业涉足非洲轻工业较早，可以追溯至20世纪60年代，但中国私营企业在非洲大陆轻工业发展中更为活跃，国际化程度也不断提升。

本文介绍的华人工厂分别涉及纺织、服装和皮鞋行业，都属于轻工业生产部门，它们均为私营企业，来自中国大陆和香港、台湾地区，其规模大小不一，经营策略迥异，塑造了多样的劳资关系，也产生了不同的社会经济影响。可以说，华人企业在20世纪60至70年代、20世纪80至90年代和21世纪这三个不同阶段，对于非洲国家引进生产技术、创造就业和融入全球产业链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虽然卡杜纳、新堡和亚的斯亚贝巴的华人工厂源自不同的时代，但通过比较分析可以发现这三处华人工厂的两个相同点和一个重要差异。

首先，这三处华人工厂都是受到所在国邀请参与当地工业化发展。例如，查氏集团于20世纪60年代在卡杜纳设立纺织厂，参与尼日利亚的进口替代工业化，并在此后半个多世纪里经历了兴盛、衰落和品牌升级转型。20世纪80、90年代大批台湾企业家前来新堡兴办工厂，是南非种族隔离政府为规避西方国家制裁，在黑人聚居区创造就业以限制黑人流动的重要举措。同样，埃塞俄比亚政府大力扶持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园吸引了中资企业前来打造新的皮鞋生产基地，助力“埃塞俄比亚制造”的腾飞。

其次，这三处华人工厂都雇用了大量非洲本地工人，成为当地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查氏集团的联合纺织公司、新堡华人服装厂和华坚在当地创造的就业岗位分别高达5000个、20000个和8000个，产生了积极而广泛的社会经济影响。

再次，这三处华人工厂经营策略存在明显差别。联合纺织公司在成立之初着眼于尼日利亚国内棉纺织品进口替代，但在近10年转型过程中则是依靠增加品牌价值和西非内部的区域性市场。新堡华人工厂最初也是着眼欧美市场，但近20多年逐渐演变为以南非国内市场为主的生产模式。虽然南非国内市场容量相较于其他非洲国家要更大一些，但新堡华人工厂面临的工人涨薪和产品升级压力与日俱增。华坚采用的是典型的出口导向模式，较好地结合华人资本和技术、埃塞俄比亚当地劳动力和皮革资源以及欧美市场三方面要素，但也面临国内政局影响和全球产业链挤压的竞争压力。

这三个案例表明，进口替代工业化在非洲也具有重要潜力，非洲国家可因地制宜，加强内部市场整合，在发展中同时重视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战略。

上述分析为我们审视非洲华人工厂和非洲工业化提供了三个重要视角。

首先，政府的作用很关键。政府的作用既体现在中非政府之间的国际合作，也包括所在国政府制定的工业政策，它们都会促进、塑造在非的华人制造业。历史表明，一套能够充分挖掘本国的潜在资源优势、推动跻身全球价值链的工业政策对当地华人工厂的繁荣壮大都至关重要。

其次，中资企业的性质也很关键。本文涵盖了多种中资生产企业，从香港的跨国集团到台湾的家族企业，再到大型出口商以及小型华人家庭生产者。以大型出口商为例，其全球关系网络与大规模商业活动是一把双刃剑，因为这些优势也令他们对人工成本上涨、汇率波动与国际竞争更为敏感。相反，新堡的小型华人家庭生产者虽然并不属于利润丰厚的生产者，但表现出极强的经营韧性，在劳资的谈判中也不太容易妥协。

最后，当地劳工状况也是影响生产经营的关键要素。非洲的华人工厂已经成为全球产业链重要组成部分。新堡和亚的斯亚贝巴的案例表明，当地工会运动和劳工性别深刻影响华人工厂的生产实践，并在全球价值链中体现出来。它们在非洲雇用了大量的非洲女性员工，进一步分析劳工性别问题也将有助于揭示全球产业链更深远的社会经济影响。

因此，华人工厂在非洲能否长期成功既受其本身的经营模式的影响，也取决于当地政府的工业政策、劳工状况以及全球产业链大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