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取三处华人工厂为案例，即尼日利亚卡杜纳的纺织业、南非新堡的制衣业与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的皮鞋业，对非洲的华人工厂历史做了简要回顾和分析。

本文强调，华人工厂自非洲独立之初就深度参与了非洲国家工业化的探索，在20世纪60至70年代、20世纪80至90年代和21世纪这三个不同阶段对于非洲国家引进生产技术、创造就业和融入全球产业链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这些华人工厂来自中国大陆和香港、台湾地区，其生产规模大小不一，经营策略也有差异，在非洲产生了不同的社会经济影响。华人工厂在非洲能否长期成功，既受其本身的经营模式的影响，也取决于当地政府的工业政策、劳工状况以及全球产业环境的变动。

本文摘自《危中有机：大变局中的非洲》（刘海方、王进杰主编，商务印书馆，2023年11月出版），作者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助理教授、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秘书长许亮。

【文/许亮】

一、引言

过去三年，全球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对经济全球化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给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超级全球化”来了一次急刹车，也对国际金融市场、能源、粮食和供应链造成重大冲击。

早在新冠疫情暴发前，由于世界经济增长乏力以及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全球化进程放缓已初现端倪；2019年初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曾专门就《慢全球化》予以讨论。这些变化给非洲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前景带来了挑战和不确定性，也给过去十年被热议的“非洲崛起”的乐观期待蒙上一层阴影。

不过，“慢全球化”迫使各国政府将注意力从外部转向内部，也将促进区域内深层经济联系。因此，后疫情时代或将成为非洲发展的机遇期。

非洲近期最重要的发展进程是2021年1月1日正式启动的《非洲大陆自贸区协定》。纵观历史，非洲经济长期依赖外向型融入，但非洲对外贸易只有20%是域内贸易（即非洲国家间贸易），这一比例远低于亚洲国家（61%）和欧洲国家（70%）。非洲自贸区不仅将促进非洲经济的内向型融入，更重要的是，它将给非洲工业化带来发展契机。

20世纪60、70年代，非洲国家曾实施了进口替代工业化，但都以失败告终，其中一个重要经验教训是单一非洲国家的狭小市场不足以支撑过剩的工业产能和昂贵的生产设施与成本。非洲共同市场的建立使得非洲一国的产能可以辐射整个非洲，为非洲重新思考工业化道路提供了可能性。

在非洲新一轮工业化进程中，中国制造业投资和工厂将发挥重要作用。

在中国自身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由于中国国内产能相对过剩，国内消费出现瓶颈，企业对资源、原材料以及海外市场增长的需要，大批中国投资者选择在非洲拓展业务。截至2020年，中国在非洲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已超430亿美元，是非洲国家最大投资来源国之一。 中国国有企业在非业务大多集中在能源、矿产与基建产业，而数量众多的私营企业更倾向于从事制造、贸易和服务业。

资料图来源：AfDB

2017年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在非洲的中国企业数量已经超过1万家，其中90%为私营企业，约30%为制造业企业，员工中近90%为当地非洲雇员。因此，随着中国工业资本和制造业企业大规模进入非洲并在当地投资兴业、创造就业，有分析认为非洲或将开启工业化新阶段，并有潜力成为“下一个世界工厂”。

针对中国制造企业在非洲日益增长的经济活动，学界现有研究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类研究是从全球产业链的宏观视角研究中国企业在非洲的机遇，同时也强调非洲的资源优势、人力成本以及相关国际贸易政策给非洲工业化带来的契机。

第二类研究侧重分析非洲中国工厂内部的劳资关系，特别是中国管理人员如何管理当地员工以及中国企业薪资待遇等问题，强调中国与非洲所处的不同发展阶段和文化差异给企业内部劳资关系带来的挑战。

第三类研究则聚焦中国企业在非洲的人力资源培训、技术转移以及如何促进当地上下游产业的增长与变化。

总体而言，现有研究主要关注最近10多年中国企业在非洲的发展趋势和面临的挑战。同时，虽然有部分学者做了一些国际比较（例如对比在非洲的中国企业和其他外国企业），但大多数研究的分析视角仍是以中国大陆企业或工厂为中心。

本文试图从历史视角来考察非洲的华人工厂，希望能对既有研究做一些有益补充。具体而言，本文借助一手的民族志资料与相关二手研究，选取了三处华人工厂为案例，即尼日利亚卡杜纳的纺织业、南非新堡的制衣业与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的皮鞋业。

一方面，本文通过回顾这三个案例强调非洲华人工厂不仅是最近20年的新现象，事实上在20世纪60年代非洲国家独立初期，20世纪80、90年代非洲经济转型期和21世纪非洲快速发展时期这三个阶段，非洲国家都曾主动邀请华人工厂深度参与非洲工业化进程。这种视角既可凸显非洲国家在吸引中国企业过程的主动性，避免中非关系叙事中以中国为中心的分析倾向，也反映出华人工厂在非洲国家工业化探索历程中的积极贡献，进而超越中国向非洲转移血汗工厂的狭隘叙事。

另一方面，研究中非关系的学者们对来自中国不同性质的资本做了区分，如国有资本、大型私营资本以及中小规模的民营资本，进而可以更为立体地呈现“全球中国”（Global China）或“中国走出去”这一概念和进程内部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借由这一分析框架，本文也反对对来自中国的经济行为体做单一化的简单定义。本文选取的三个案例涵盖了来自中国大陆、香港与台湾地区的企业，同时在分析过程中也注意区分国有企业、大型跨国集团以及小型家庭工厂等不同类型的华人企业。

二、卡杜纳：尼日利亚棉纺业的兴衰与转型

卡杜纳是尼日利亚北部城市，建立于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在尼日利亚1960年独立以前曾是北方保护领的首府。自20世纪50年代起，卡杜纳逐渐发展为当地重要的工业核心区域，也因其繁荣的棉纺织业收获“尼日利亚的兰开夏”之誉。

与其他独立后的非洲国家类似，尼日利亚政府在独立后选择以轻纺业为切入口，大力推行进口替代的工业发展战略。为了减少对英国纺织品的依赖，卡杜纳政府积极利用当地工业基础，在尼日利亚北部地区发展集团（Northern Nigerian Regional Development Corporation）的支持下，在卡杜纳扶持建立了4家大型纺织厂。

1964年，来自香港的查氏纺织集团创立了尼日利亚联合纺织有限公司（United Nigerian Textile Ltd），后者迅速成为尼日利亚北部地区最大的纯棉与印花布生产厂家。查氏集团随即在尼日利亚扩大经营，并向整个西非地区销售成衣。得益于在尼日利亚的成功，查氏从此发展为大型跨国集团，建立起涵盖亚洲、西非、欧洲与美国的全球生产销售网络。查氏集团的查济民也因此成为享誉世界的“纺织大王”，但鲜有人知道其第一桶金中很大一部分来自西非市场。

值得一提的是，在查氏集团投资卡杜纳的同一时期，中国政府也在开展对非洲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工业化的援助。中方资料显示，从1961年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以财政、技术支持等形式援助了非洲各国共计九家大型棉纺工厂，这一政策称作“纺织援非”。

然而，除达累斯萨拉姆的中坦友谊纺织厂外，其余所有中方援助纺织厂都于20世纪90年代末关停。这些工厂关停的原因有很多，既有非洲国家经济结构调整改革的影响，也有因基础设施水平有限导致的生产效率低下，还包括20世纪90年代以来廉价进口商品的冲击。目前，中坦友谊纺织厂成了“纺织援非”时期兴建的仅存的一座工厂。虽然中坦友谊纺织厂于1995年进行过一次重大的所有权改革，试图重整旗鼓，但此后还是经历了大幅裁员，盈利之路极为坎坷。

在过去50年里，查氏集团在卡杜纳创办的联合纺织公司走过了相似的发展与衰落路程。

尼日利亚纺织产业在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繁荣时期显示出迅速增长的态势。据相关研究，联合纺织公司的员工一度超过5000人，主要是男性员工。然而，好景不长，1986至2006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尼日利亚推行了经济结构调整改革。这一改革对尼日利亚的纺织产业是一次巨大打击。由于货币贬值，进口外国织机和设备极其昂贵，几乎成了奢望。而尼日利亚政府在基础设施与棉花生产方面也几乎毫无投资。

资料图来源：Africa-press

21世纪初以来，廉价的中国纺织品的进口量持续增长，其在尼日利亚的市场份额大幅提升，对当地纺织品造成了冲击，进一步加深了尼日利亚国内纺织企业困境。截至2007年，建于20世纪60年代的卡杜纳四大纺织厂都已停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