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冲】

从“山阳公”到“汉献帝”

魏明帝青龙二年（234）三月庚寅，山阳公刘协死了。享年五十四岁。

《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裴松之注引《献帝传》记载的禅让过程

此时，距离他将天子之位“禅让”给魏王曹丕的延康元年（220），已经过了14年；距离他从关中辗转回到洛阳，又为曹操迎至许昌“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建安元年（196），已经过了38年；距离他在中平六年（189）八月的洛阳之变后被董卓强立为皇帝，则已经过了45年之久。人们很少意识到，以一种奇妙的方式，他成为了东汉历史上在位时间第二长的皇帝，仅次于开国之君光武帝刘秀。

曹魏王朝为刘协举办了盛大的葬礼。葬礼规格极高，由一系列具有严格等级意义的环节构成。包括明帝本人素服发哀，司徒、司空持节吊祭护丧，大赦天下，太尉以太牢告祠文帝庙，向山阳国赠以册书，等等。其中最有象征意义的，无疑是“追谥山阳公为汉孝献皇帝，葬以汉礼”。如同山阳国的刘协之陵被命名为“禅陵”一样，“孝献皇帝”这一谥号，也有着明确的政治指向，即汉魏禅代。曹魏王权寄希望于谥号这一古老咒语的魔力，当人们口中念出“汉献帝”三字时，他们权力来源的正当性会再次得到肯定。

然而，从刘协“被即位”的中平六年（189），到他“被退位”的延康元年（220），其间历史脉络之丰富复杂，岂是“献帝”二字能够轻易覆盖？汉魏禅代是这“三十年战争”最后的历史结果，但这一结果是由其间无数人们以无数行动交汇互动而成。曹魏王权以“献帝”谥号象征的皇帝权力起源过程，仿佛从历史尽头回打的探照灯柱，不失庄严耀目，却必辅之以其他历史参与者的黑化方能成就。

在之后的岁月里，“献帝”成为了刘协永恒的头衔。翻看《隋书·经籍志》和中古史注、类书所引，除了一部《山阳公载记》，《献帝纪》《献帝传》《献帝起居注》《献帝春秋》，乃至袁宏《后汉纪》和范晔《后汉书》中的《孝献帝纪》，触目皆是“献帝”。事实上，其中有作品成于刘协得谥“献帝”之前，甚至成于汉魏禅代之前。换言之，这些作品都因“献帝”之称的流行而失去了原来的名字。

但是，就像《千与千寻》中汤婆婆给千寻改名也未能让她失去内心一样，这些作品也没有因为被戴上“献帝”的帽子就改弦易辙。尽管同样“因彼之名”，其实每部作品都有特定的书写立场充盈其中，背后则是作者作为历史参与者的特定时空经验。换言之，这些作品又何尝不能看成是作者带着献帝去经历的一场时空之旅呢？只是焦点并非刘协个人的旅行体验，而是旅程本身的路径与风景。如同那些老套的剧情，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抢人大战中，曾经的强者最后只是赢了一块“献帝”的招牌，原本微弱的声音却变得喋喋不休起来。

《献帝传》：曹魏国史配方

还是先从曾经锣鼓喧天的主旋律作品开始吧。

我们说的是《献帝传》。这部作品不知何故未见载于《隋书·经籍志》，但在《三国志》裴松之注等中古史注中多有佚文留存。因为书名中有一“传”字，多被学者归入魏晋时期繁盛一时的“杂传”之列。可是现存《献帝传》佚文很容易看到不符“杂传”特征之处。面对这种矛盾，持“杂传”说者只好认为《献帝传》是一种没写好的“杂传”，诸如“叙事冗长，结构散漫，也分散了对人物个性品格的传写与刻画云云”。

问题在于，或许《献帝传》本就无意于刻画献帝的个性品格。换言之，《献帝传》这一书名，并不意味着这就是一部献帝的个人传记。从现存佚文来看，这部作品的记事范围大致在中平六年（189）献帝即位至青龙二年（234）以山阳公身份去世期间，与献帝生平相始终。内容涉及多方面的史事，但这些史事与献帝的个人经历未必有直接关系。

举例而言，《献帝传》佚文中多次出现类似个人小传的文字，传主包括马腾、沮授、秦朗等人。马腾与献帝陷于关中期间的活动稍有关联，不过另外两位可谓全无干系。沮授为袁绍谋士为人所熟知。《献帝传》所见沮授相关文字，并非偶然言及，而是从“沮授，广平人。少有大志，多谋略”这样类似列传起首文字，到官渡之战前后向袁绍建言的详细内容，再到为曹操所擒后二人的往复对话，一篇完整的《沮授传》呼之欲出。这些文字显然对献帝“个性品格的传写与刻画”并没有任何帮助。

让问题更为复杂的是，《献帝传》的部分内容，又采取了编年体的形式。试看如下佚文：

兴平元年（194）正月甲子，帝加元服，司徒淳于嘉为宾，加赐玄纁驷马。延康元年（220）十月辛未，魏王登坛受禅，公卿、列侯、诸将、匈奴单于、四夷朝者数万人陪位，燎祭天地、五岳、四渎。青龙二年（234）八月壬申，葬于山阳国，陵曰禅陵，置园邑。这种以干支记日起首的叙述方式，无疑属于编年体。三条佚文涉及的年代，从陷于关中的兴平，到汉魏禅让的延康，再到死后安葬的青龙，贯穿献帝一生的主要时段。换言之，这一形式在整部《献帝传》中亦当贯彻始终。

《献帝传》中编年体内容的存在，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纪传体史书中的“本纪”。而前述若干个人小传则与“列传”相类。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献帝传》就必然是一部纪传体史书。以编年体的基本体例与插叙的人物小传组成复合文本，同样可以容纳这两种基本结构。

类似复合的文本结构并非无前例可循。荀悦作于建安年间的《汉纪》即是如此。《后汉书·荀悦传》称献帝令荀悦“依《左氏传》体以为《汉纪》三十篇”，荀悦自己在《汉纪序》中则说“约集旧书，撮序表志，总为帝纪”，似乎《汉纪》纯为编年。实际上其行文中往往有插叙的人物小传。这一结构亦为东晋袁宏的《后汉纪》所继承。在这一意义上，《献帝传》可以说是名“传”而实“纪”。

由此看来，《献帝传》这部作品兼具严谨体例与丰富内容，颇有整体时代史的气象，与“献帝的个人传记”这一来自书名的表面印象，其间的差距不可以道里计。这究竟是一部怎样的作品呢？

《三国志·魏书·文帝纪》延康元年（220）冬十月“汉帝以众望在魏云云”一段后，裴松之注引“《献帝传》载禅代众事”值得仔细分析。所谓“禅代众事”，并非仅指对汉魏禅代过程的史事叙述，还详细记录了在这一过程中魏国臣僚、魏王曹丕与献帝朝廷三方之间所发生的文书往来，几近万言。中国古代史上第一次以“禅让”模式实现的王朝更替的诸多细节，赖此方知。感谢裴注。

如表所示，当时正式的禅代进程分为A-H八个阶段，每一阶段内部又包括次数不等的若干回合。少则二、三，最多达到十三回合，很是考验后世读者的耐心。阶段A、B是魏国臣僚先后据谶纬、符瑞劝进，魏王曹丕均辞让；阶段C是汉献帝第一次册诏禅让，魏国臣僚劝进，魏王一让（“十三回合之战”即发生于这一阶段）；阶段D是魏国臣僚再据符瑞劝进，魏王辞让；阶段E是汉献帝第二次册诏禅让，魏国臣僚劝进，魏王二让；阶段F是魏国臣僚再次劝进，魏王态度松动；阶段G是汉献帝第三次册诏禅让，魏国公卿劝进，魏王三让，随后表示接受；阶段H是汉献帝第四次册诏禅让，魏国臣僚上奏典礼安排方案，魏王令曰：“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