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当然是事先安排好的“仪式”，是禅让大典的有机构成。整个过程环环相扣，步步深入；参与各方以言辞和行动紧密配合，共同完成了对汉魏交替正当性的论证。禅代过程中使用过的这些文书，在曹魏王朝应是作为官方档案保存。而《献帝传》以如此方式来书写这一过程，既说明撰者有条件接触到这些材料，也说明撰者是以内在于曹魏王朝的政治立场在《献帝传》中展示这些材料的。换言之，曹魏王朝本身很可能就是《献帝传》的撰写主体。只有这一主体才既有动机、又有能力以如此方式来书写汉魏禅代。

曹魏似乎未有为东汉修撰前朝史的计划，但“献帝时代”对于曹魏皇帝权力起源的正当性而言至为关键。包括这一时代在内的“国史”修撰工作在文帝、明帝两代已有相当程度的积累，最终在魏末司马氏主政期间呈现为王沈《魏书》这一成果。王沈党于司马氏，他主持的《魏书》于魏晋交代诸关节“多为时讳”，常为后人诟病。不过在书写献帝时代的部分，或仍继承了之前文、明时代曹魏王权的立场。《献帝传》很可能是曹魏国史修撰工作中的一环，至少应有密切关系。虽然这一书名的由来并不清楚，但其旨趣无疑与“献帝”二字在当时的政治意涵一致。曹魏国史的配方，曹魏国史的味道。

《献帝起居注》：献帝朝廷绝唱

《受禅表碑》明初拓片（局部）

提起“献帝时代”，人们往往会联想到另外一个词——“建安时代”。这不仅是因为长达二十五年的建安时代（196-220）占据了献帝时代的大半，更是曹魏王权主导历史书写的结果。翻看《三国志·魏书》即可感知，建安元年（196）曹操迎献帝都许成为了时代秩序的转折点。此前的极致混乱衬托出此后政治秩序再建的不世殊勋，曹操的汉朝“功臣”身份借此确立，铺就一条通往曹氏代汉的禅让之路。

都许之前的献帝时代，的确充斥着种种不堪。从董卓入京强行废少立献，到火烧洛阳挟献帝西迁长安；从王允、吕布合谋诛董，到凉州将李傕、郭汜乱战关中，再到献帝历尽艰险的东归之路。这些国人因《三国演义》耳熟能详的情节当然不是向壁虚造。但对于亲历这一时代的政治精英来说，在凉州军阀的搅局之外，都许之前的献帝时代仍有不容轻易否定的积极一面。如诸葛亮《出师表》所谓“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他们心中比较的主要对象，并非之后的建安，而是之前的东汉桓帝、灵帝时期。

如所周知，在东汉后期，清流士人与内廷宦官的冲突成为时代主题。前者所追求的，从仅仅反对“坏宦官”，逐步发展到从制度上彻底清除宦官这样的激进主张。虽然历经两次“党锢”，清流一方一败涂地，激进政治理念的影响力却不曾消退，以至于终将袁绍、曹操这样本出自宦官阵营的青年精英亦裹挟在内。当宦官势力在中平六年（189）八月的洛阳之变中被戏剧性的整体消灭之后，即使迎来了凉州军阀董卓主政的插曲，甫登历史舞台的士人精英仍对以新理念更新皇帝权力结构念兹在兹。这一更新进程与整个献帝时代相始终，并不因“建安”的出现而有所中断。或者毋宁说建安时代也构成了这一更大历史进程的一部分。在政治秩序转换的意义上，说“汉魏革命”始于献帝时代而非汉魏禅让，恐怕亦不为过。

幸运的是，正有这样一部作品，由献帝即位后的士人精英主导书写，并且在献帝朝廷与曹操合流后仍未断辍，一直坚持到了建安后期；汉魏禅代之后也未被曹魏国史完全覆盖，最终在中古史注、类书中留下若干残迹。这就是《献帝起居注》。

《献帝起居注》的书名颇有辨析价值。如前所述，青龙二年（234）三月刘协死后方被追谥为“孝献皇帝”。一部成于汉魏禅让之前的书，自然不可能以“献帝”为名。姚振宗《后汉艺文志》认为此书原名《今上起居注》，汉魏禅让后改称《汉帝起居注》，青龙二年刘协死后方改称《献帝起居注》，不失为一个合理的推测。

《隋书·经籍志》将《献帝起居注》列为中古“起居注”类作品之首，言其“皆近侍之臣所录”，以区别于汉代女史所主的宫内“起居注”。这一意见值得重视。《献帝起居注》叙事的起点是中平六年（189）八月的洛阳之变，比九月初一的献帝即位还要略早。正是在此之后，东汉皇帝身边的“近侍之臣”整体上由宦官换成了士人。新型“起居注”的创制，可能也是当时主导朝政的士人精英重构皇帝权力的一环。

《献帝起居注》全书早佚。从中古史注、类书所保留的断章残简来看，与前述有整体时代史之风的《献帝传》风格迥异。其书采用单纯的编年体体例，基本收敛于献帝时代皇帝权力展开的历史过程，予人以强烈的“本纪”感。献帝朝廷在制度建设方面的成绩在书中得到了重点记录。这不仅限于与曹操合流后的建安时代，也包括了都许之前乱世流离中的诸多举措。如献帝甫即位时“初置侍中、给事黄门侍郎，员各六人，出入禁中，近侍帷幄，省尚书事”，就是在洛阳宫中的宦官群体被消灭后重构内朝体制的重要内容。它并未刻意将献帝时代割裂为都许之前和都许之后两个阶段，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凸显了献帝朝廷的历史连续性及其时代意义。显然，其书写者与曹魏王权保持了相当的距离。

姚振宗《后汉艺文志》云，“按《起居注》，惟天子得有此制。献帝自逊位之后，自不得再有《起居注》”，似乎暗示《献帝起居注》应终结于延康元年（220）的汉魏禅代。实际上并非如此。今天所见记事内容最晚的《献帝起居注》佚文，为我们提示了更为复杂的线索。

此佚文见于《续汉书·礼仪志》刘昭注所引：“建安二十二年二月壬申，诏书绝。立春宽缓诏书不复行。”这里所谓“建安二十二年二月壬申”，当为“建安二十一年”之讹。建安二十二年（217）二月甲午朔，当月并无壬申日。而二十一年（216）二月辛未朔，初二即为壬申。此时距离延康元年（220）十月的汉魏禅代尚有四年多。这段时间是汉魏禅代作为一个历史过程的最后阶段，中间还伴随着曹操的死亡和曹丕的继任，大事频率极为密集，照理说可书者甚多。然而今天所见《献帝起居注》佚文，确实看不到此后的内容。考虑到这条佚文以“诏书绝”三字起始，意味着此后许都的献帝朝廷不再能够以汉皇帝/天子的身份发布诏书，则《献帝起居注》很可能亦终止于此。

以“立春宽缓诏书不复行”作为献帝“诏书绝”的标志，有其深意在。依照《月令》古典在重要时令颁布诏书，显示皇帝作为“天子”在和合宇宙秩序时所发挥的神圣作用，是汉代皇帝的重要权力。《献帝起居注》既云“不复行”，说明此前的献帝仍当遵循这一惯例，每年“立春之日，下宽大书”，以显示天下正统所在。选择以此作为“诏书绝”的标志，意在剥夺汉皇帝和合宇宙秩序的功能。反过来说，这一功能当由魏公曹操来替代行使。同年二月廿四日，曹操在邺城“始春祠”，适在初二献帝“立春宽缓诏书不复行”之后。

此前的建安十八年（213），曹操为魏公，建魏国宗庙社稷，置侍中、尚书、六卿；十九年（214）正月，魏公始耕籍田；三月，使魏公位在诸侯王上，并置典刑的理曹掾属。此后的二十一年（216）三月，魏公又亲耕籍田；五月，进公爵为魏王；二十二年（217）四月，命魏王设天子旌旗；十月，命魏王冕十有二旒，以五官中郎将丕为魏太子。汉魏禅代作为一个整体规划的的王朝更替方案，在这几年中已经处于紧锣密鼓的步步为营状态。在曹操身份逐步“去臣化”的同时，汉皇帝的各种制度性权力也逐步被魏公/魏王所替代行使。建安二十一年二月壬申的“诏书绝”乃至《献帝起居注》的终止应也是其中的一环。毋庸赘言，其终结者，正是即将完成“去臣化”进程的曹氏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