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以杜月笙为例。

杜月笙（1888-1951），上海著名青帮大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事件中，他投靠蒋介石，残忍杀害上海工人运动领袖汪寿华，指使流氓袭击工人纠察队，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工人群众。他是对共产党欠下累累血债之人，但又不是政治上极端僵化之人。中共地下工作者有效地利用了这一特点。

杜月笙以礼遇一批文化名人著称于时，杨度便是其中一名。杨度（1875 -1931）是清末知名立宪派人物，袁世凯称帝时，他是“筹安会六君子”之一，晚年能明大义，于1929年加入共产党。杜月笙慕杨之名，聘其为顾问，每月送银五百元，赠以洋房。上海地下党利用这层关系，获取了不少很有价值的情报。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八路军开赴晋北，与日军血战，但由于经费限制，防毒装备缺乏。其时，杜月笙为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主席团成员，兼筹募委员会主席，党组织派潘汉年致信杜月笙，希望捐赠防毒面具，结果获得1000具从荷兰进口的防毒面具，运送给八路军将士。1939年，斯诺所著《西行漫记》，由上海地下党员翻译以后，缺乏出版经费。爱国人士章乃器去找杜月笙，告以此事。杜月笙拿出1000元钱，购买1000本书，于是地下党利用这笔经费出版了《西行漫记》，并为随后出版《鲁迅全集》积累了一笔资金。我党没有忘记杜月笙的这些表现，解放前夕，曾派人与杜月笙秘密接触，邀请他留在上海，国民党则拉拢他去台湾，最终杜月笙两边都不去，去了香港。

统战工作创新性与统战成效全局性

从1921年到1949年的28年中，有首尾12年的时间，中共中央机关设在上海，我党在这里所做的统战工作，本身就是从无到有的创新实践，也是从全党全国这个大局出发的，具有创新性与全局性。即使自1933年中央机关迁离上海以后，上海仍然是中国工人阶级大本营，是中国工人运动、革命文化运动和各民主阶层爱国民主运动的主要堡垒之一，中共在此的统战工作依然具有创新性与全局意义。

先以创办上海大学为例。

创办上海大学，本身就是统一战线的结果，也是中共二大以后，党的统一战线第一个富有成效的创新实践。上海大学创办于1922年10月，校长是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但大学的骨干力量是邓中夏、瞿秋白等共产党员，大学的办学宗旨、系科设置、教员聘请，也主要由共产党人决定。请于右任担任校长，在学校立案、争取经费、扩大社会影响等方面，都有很大的积极意义。

上大在办学过程中，相当注意实践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在1925年爆发的波澜壮阔的“五卅运动”中，上大师生不但起了骨干作用，而且发动群众的实践，带有一定的统一战线特点。上海大学学生深入到总工会、工商学联合会等团体，“把党的意图贯彻到这些团体的工作中去。党通过上海大学的这批人和其他各个区的骨干，掌握情况，领导着这次运动”³。党组织在总工会、工商学联合会等团体中开展工作，为日后在工商界人士中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积累了经验，培养了人才。

上海大学仅仅存在五年（1922-1927），但成就斐然。这里凝聚了一批中共早期领导人和理论家，如瞿秋白、恽代英、张太雷、蔡和森、萧楚女、施存统等；造就了一支精良的教师队伍，包括文学系的陈望道、邵力子、谢六逸、沈雁冰、田汉、俞平伯、郑振铎等，英国文学系的何世桢、董承道、冯子恭、孙邦藻，美术科的洪野。这里培养了一批卓越的学生，1924年10月，上大青年团员数量几乎占上海团员的一半；1926年，中共上大特别支部的党员有130人，是全上海党员最多的支部。上大学生李硕勋、刘华、杨之华等，迅速成长为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妇女运动的领导人。到1927年北伐前后，上大已成为中共领导下的一所培养全方位人才的大学，涌现了一批职业革命家、理论家和文学、史学家，包括王稼祥、秦邦宪（博古）、杨尚昆、阳翰笙、何挺颖、郭伯和、施蛰存、戴望舒、孔另境、谭其骧、匡亚明、丁玲等。正因为这点，当时社会上有“文有上大，武有黄埔”的说法。

再以策划、邀请斯诺访问延安为例。

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访问延安，采访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领袖，发表《红星照耀中国》，使得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形象在全世界一下子正面起来，鲜活起来。

这对于向西方世界说明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业绩，廓清迷雾，拨乱反正，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正因如此，毛泽东一直高度评价斯诺的功绩，建国后不止一次地会见他，表示“斯诺著作的功劳可与大禹治水相比”。

对于斯诺和《西行漫记》的价值，世人早已熟知。本文所要强调的是，斯诺访问延安、《西行漫记》的出版，背后有一连串统战实践。

斯诺在延安

斯诺成功访问延安，是由两个积极性与一个中介相互配合的结果。

两个积极性即毛泽东的积极性与斯诺的积极性。

毛泽东的积极性，源于向世界宣传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需要。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以后，毛泽东非常希望能通过西方记者之口，向世界介绍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他通过上海地下党，请宋庆龄帮助物色一位合适的西方记者。

斯诺的积极性，既源于一个新闻记者的职业需求，亲身到实地考察，报道实际信息；也源于他的经济考量。他认为采访、报道延安，介绍一个罕为人知的世界，会有轰动效应，带来相当不错的经济收入。他那时候很需要钱，所以他到上海找到宋庆龄，希望得到访问红色根据地的机会。

毛泽东和斯诺，都把目光投向了宋庆龄，投向了上海。正是得益于上海城市高度的国际性，得益于宋庆龄中西文化兼通、中西人脉俱广的特点，宋庆龄在此前便已与斯诺等一批来自欧美世界的人士熟稔，于是成为毛泽东与斯诺联系的中介，她向毛泽东推荐了斯诺，并让美国人马海德医生与斯诺同行。通过一番周密的安排，斯诺终于完成了其具有历史意义的延安之行。

宋庆龄会见斯诺

前些年学术界研究成果已经表明，基于解禁的莫斯科共产国际的档案材料，可以确认毛泽东是决定斯诺进入红区的关键人物。当时，想到访问延安、介绍延安的新闻界人物，并非只有斯诺，但是最后决定邀请斯诺，其中很关键的考量便是其美国人身份。当时，由斯诺介绍延安，比英国人、法国人及其他国籍人，更为合适，也更有影响力。

斯诺是经由西安再到延安的，这一路的秘密接待人，是有“红色牧师”之称的董健吾。圣约翰大学毕业的董健吾，由上海圣彼得堂的牧师，成为共产党员，也有一段成功的统战故事。

创办上海大学是与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是团结、联合不同政治党派的统战实践；推动斯诺访问延安，是联络、利用国际相关人士，这些都是具有广泛而深远影响的全局性事件。团结、联合各民主党派著名人物、工商界人士、文化界人士，包括联合、利用杨登瀛、杜月笙等人，也都是具有全局性意义的事件。

上面所述的上海统战资源的丰沛性，是与上海城市高度开放性联系在一起的，上海统战工作气度的恢弘性，是与上海城市无比宽广的包容性联系在一起的，上海统战工作的创新性、统战成效的全局性，则是上海城市的创新性联系在一起的。

当然，三方面是相互联系，相得益彰。正因为统战资源特别丰沛、统战工作气度恢弘，党在统战工作中，才有可能地团结、联合、争取到那么多可以团结、联合和争取的力量，为实践党的纲领，赢得一个又一个胜利，提供了重要的保障。

诚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上海在统战方面的独特作用，既是以开放、创新、包容为核心的上海城市精神和城市品格的生动体现，也极大地丰富了上海城市精神和城市品格的内涵。

注释：

1.熊月之：《海派映照下的江南人物》序言，上海书店出版社，2019年版，第3页。

2.熊月之：《异质文化交织下的上海都市生活》，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第85-87页。

3.《周文在同志的回忆》，《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大学》，上海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144页。

静安统战：【统战百年】|同心圆桌会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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