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熊月之】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泛政治联盟，是党凝聚人心、汇聚力量、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一百年前在上海举行的中共二大，正式通过了中共历史上第一个关于统一战线的专门文件——《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号召全国工人、农民团结在共产党的旗帜下，联合全国一切的革命党派，联合资产阶级民主派，组织民主联合战线，开展革命斗争。这对中国革命产生极其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上海是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建构地，也是党的统一战线理论重要实践地。民主革命时期，上海在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中，有四个鲜明的特点，即统战资源丰沛性、统战气度恢弘性、统战工作创新性与统战成效全局性。

统战资源丰沛性

上海在1843年开埠以后，由于多种因素错综复杂的影响，很快由一个二十来万人口的普通海滨城市，跃升为全国最大城市。1900年，上海人口超过100万，已是中国最大城市。1919年，上海城市人口245 万，是其时北京（85万）人口的近三倍，比杭州（65万)、苏州(60万)、南京(40万)、镇江(26万)、无锡(15万）与常州(12.5万)城市人口总和还要多，1935年，上海人口更是超过370万，成为远东第一大城市、世界第五大城市。到1949年，上海人口已达五百多万。¹

由于城市特大、人口众多、来源广泛、租界并存、国际联系便捷等因素，上海成为全国统战资源最为丰沛的地方。

1929年的上海

上海是近代中国国际移民最多的城市。来自英、美、德、法、日等国的移民，最多时超过15万，占城市人口的3%以上，涉及世界五十多个国家与地区。这为中国共产党进行国际范围内的联系与统战工作，提供了可能与方便。

上海是全国民族资本最发达、民族资产阶级最集中的地方。民国时期，全国工业产值通常有三分之一出自这里，众多著名工商企业家生活在此。这里也是全国文化中心，众多文化名人、社会贤达，涉足科学、文化、教育、新闻、出版、文化、文艺、戏剧、电影、美术、音乐、游艺等领域，长期在这里工作生活。

近代上海的宗教组织也相当繁盛，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新教、东正教都很发达。到1949年，上海地区已有各种佛教寺院近二千处，有道院、道房一百余所，有清真寺20座，有19个天主教修会，427座天主教堂，以及基督新教教堂280处²。民国时期上海是名副其实的全国基督教活动中心、中国天主教活动中心、佛教与道教重镇。

此外，近代上海还设有全国最大的租界，这与澳门被葡萄牙占领、香港被英国割占的性质有所不同，但在与欧美世界联系方面，三地则有相似之处。上海与港澳联系也相当广泛而频繁。

上述这些因素，使得上海的国内、国际、各阶级、各党派、各宗教的统战资源都极其丰沛，为党的统战工作提供了极大方便。

受这些因素的综合影响，民国时期的上海成为党外民主人士最为集中的地方，是部分民主党派的发祥地。中国的八个民主党派中，有两个诞生在上海，即中国农工民主党（前身是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中国民主促进会。还有些党派，中央总部机关一度在上海，有的以上海为重要活动中心。1946年4月，中国民主建国会总会从重庆迁往上海；1946年年底，中国民主同盟总部名义上迁到南京，实际上张澜、黄炎培等总部领导人集中于上海，上海成为民盟政治活动中枢；1949年11月，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也将总部迁至上海，到1955年2月才迁回北京。民国时期，上海共有各种类型的党外代表人士一千余人，人数之多、界别之全，为全国之最。工商界有盛丕华、胡厥文、荣毅仁、郭棣活、刘靖基等，文化、教育、文艺等领域则有张元济、周谷城等。

统战气度恢弘性

统一战线的理论根源，在于承认并尊重万事万物之间的差异性，承认并尊重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不一致性，承认并尊重事物在发展过程中的变易性，在此基础上兼容并包，和而不同，推动事物向前发展。

中国共产党人充分注意到上海统战资源的丰沛性，团结、联合一切可以团结、联合的力量，包括不同阶级之间的联盟、劳动者同劳动者之间的联盟、劳动者同非劳动者之间的联盟，也体现为不同政治派别、不同国别相关人士之间的联盟，还包括团结、联合那些以前反对过我们、但后来有所变化的力量，体现出比大海还要辽阔的恢弘气度。

且以团结利用杨登瀛为例。

由于上海租界长期处于中国政权系统之外，既不受中国政权直接控制，也很少受中国政权更迭影响。这种政治态势，使得上海出现了一些政治上所谓“路路通”的人。他们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与多种政治集团保持联系，哪边都不得罪，哪边也都能说上些话。他们不是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但有时候也能起一些特别的作用。杨登瀛就具备这种特点。

杨登瀛（1893—1969），广东香山人，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 1919年回国，在日本人办的基督教青年会做事，1924年加入国民党，1928年加入中统，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驻上海的特派员。他交游广泛、人脉丰厚，具有多方面信息来源；与上海租界巡捕房政治处很熟，与国民党中要人多有来往，与中共地下党陈仰山等也有接触。这样一来，杨登瀛便成了上海滩上非同寻常的人物。

中共地下党感到这样的人是可以联络、团结和利用的对象，因此让陈赓与他建立了比较稳定的联络关系，并付给他可观的经费。

正是通过杨登瀛，地下党获得了大量重要情报，处理了很多棘手问题。

比如，1928年8月，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要求公共租界当局去破获共产党的一个地下机关。巡捕房探长派人将杨登瀛请来商量，杨与租界当局巧为周旋，并将情况转告了陈赓。陈很快查实，中共党员戴冰石已叛变，很可能对我党地下组织造成严重破坏。于是，在杨登瀛的巧妙协助下，中共特科人员将叛徒戴冰石即时击毙。

又如，经杨登瀛牵线，中共特工宋再生担任了淞沪警备司令部第四号政治密查员。1928年，宋在这个位置上，获悉有叛徒出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立三的信息，李立三危在旦夕。宋立即报告中央特科，中央特科马上通知李立三转移，随后秘密处死了叛徒。

再如，中共中央军委秘书白鑫叛投国民党。在白鑫的策划下，1929年8月24日，在沪西新闸路举行的中央军委会议遭到破坏，彭湃、杨殷等一批高级干部被捕。事发后，经杨登瀛协助，地下党很快查明是白鑫叛变所致。此后，经杨登瀛查清白鑫行踪，中共特科于11月11日晚，由陈赓亲自指挥，将白鑫击毙。

还如，1931年4月，中共党员关向应在公共租界被逮捕，并被引渡给国民党政府，关押到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地下党通过杨登瀛，打探到捕房并未弄清关向应的身份，关向应身份没有暴露，进而辗转将关向应安全营救出来。

杨登瀛为中共地下党提供的重要情报，让中共在当时敌强我弱的斗争形势下，多次化险为夷，避免更大的损失。这是地下党巧用统一战线的重要成就。1975年12月20日，周恩来总理在弥留之际，特地召见总理办公室副主任、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告诉他一些鲜为人知的名字，其中就有杨登瀛，并嘱咐称“对这些在我们党最危难时期帮助过我们的人，千万不要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