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是江南？这跟它在全中国的文化地位有关，跟当地的思想创新能力有关。其实自明代以后，江南地区一直是整个中国思想创新最活跃、最前沿的地区。江南相对富裕，读书人多，知识分子多，思想自然比较活跃。我常讲江南文化才代表了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两晋以后历史上一直如此。比如我们讲“士农工商”，把“商”放在最后，但宋代以后江南就是“士商农工”，“商”已经排到很重要的位置。明清时期江南的很多家族，会在自己的小孩里面安排一人读书，一人经商，经商的人首先要求是儒商，第二要反馈家庭；读书的也是如此，好好读书，好好做官，然后反馈家乡。再比如江南过去有不少社田/公田，也是为了资助贫困家庭的小孩读书，明清时期江南成才的人很多都是依靠这个途径。

以前我一直讲明代西学东渐，接受西学最积极的就是江南人，比如徐光启、杨廷筠、李之藻，徐是上海人，杨、李是杭州人，还有安徽人梅文鼎、方以智等。

明清的才子佳人小说，像冯梦龙的作品，李渔的作品，三言两拍之类，很多是彰显人的本性的。过去称之为市民文化，其实就是挣脱传统封建礼教的进步思想。只要稍微有点地域意识，可以去看几个问题，明清小说谁写的、小说在哪印的、卖给谁的，都是在江南。新文化新思潮起来时，强调尊重人的自由、人的权利，其实这些东西中国文化本身就有；也足以见得这个地方相对宽松，思想活跃，容易接受新的东西。近代以后，洋务思潮、维新思潮再到辛亥革命，江南一直走在前面，自然接受马克思主义也相当正常。

马克思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突然一下子就接受的，马克思主义、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等都是同时存在的，也正因如此，才能显示出我们是在历史的比较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其中的道理才能说得清楚。

第三层，就是大空间。在南方习以为常的东西，到了北方就是洪水猛兽。新文化运动提倡三条，第一批判封建纲常礼教，提倡人的解放，第二男女平等，第三倡导白话文。事实上早在1870年代，上海的妇女就开始走向社会、参加工作。到1890年代，白话文在上海已习以为常，很多白话文报刊。辛亥革命前，诸如此类的事情在上海已是司空见惯。

五四运动中，上海学生举行总罢课宣誓典礼。图中为爱国女学学生队伍，蔡元培是爱国女学创始人之一。

那时候的人都认为上海是一个奇怪的城市，喜欢不喜欢，骂不骂，上海都无所谓，所以在上海很正常的事，搬到北京就是洪水猛兽。像蔡元培、陈独秀，原来在上海时，做的就是这些方面的活动，这些东西很平常，但到北京就很难了。蔡元培到北大搞改革，思想理念主要来自欧洲和上海，他原来在上海搞过“爱国学社”，办过革命刊物宣传等，后来他和他的那班人马到了北京。大家在《觉醒年代》里面看到的那批人，很多是上海过去的。即便蔡元培当北大校长，也是因为浙江人的推荐。

在南方没有问题，到北方就有问题，跟城市差异有关，跟区域差异有关，也跟那时候南北交往不便有关，人员交通一不方便，互相差异就大。从上海小的空间，到江南中等空间，再到全国范围的大空间，存在很大冲突是自然的。也正因如此，陈独秀在北京待不下去，跑到上海来就没问题。

观察者网：确实，当时的上海，东西方文化都有，很早就办教会学校，有些留学生出国也是借助这些渠道出去，接受的思想来源也就非常丰富，比如在一大会址附近有法租界办的震旦大学，有一些去法国勤工俭学的学生，会到这里读预科后出去留学，自然又与住在这里的这些知识分子有所往来。

熊月之：不光是震旦大学，公共租界还有圣约翰大学，一般课程都是外文教学，各个地方的学生、知识分子到这里来，与周围的人交流，各种思想流派并存，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上海在当时就是一个特大城市，北京是无法等量齐观的，再加上北京的工商业基础太薄弱，因此城市的元素很少。

年轻共产党人旅欧足迹 图自大公报

观察者网：熊老师，您前面提到《觉醒年代》，最近这部影视剧非常受欢迎，关于它的讨论甚至可能已经超出了影视剧的范畴。从历史学者的角度来看，作品本身它当然会有艺术化的成分，跟真正研究党史或是相关历史研究工作时，存在“缝隙”；但问题是影视文艺作品在大众传播领域的效果非常大，远远超出一般历史研究，甚至反过来影响历史研究，所以您怎么看待这两者的关系？

熊月之：今年《觉醒年代》这部剧影响太大，为此，我们还专门开过一个《觉醒年代》和红色文化传播的报告会，是江南书院主办的。我当时谈了从《觉醒年代》来看艺术真实和历史真实。很明确的是，《觉醒年代》在宏观层面上的分寸感把握得很好，和建党100年的红色主题很契合。剧本身是七实三虚，七分真实三分虚构，真的和假的是放在一起的。如果剧本的东西都是人为虚构出来的，你就不会跟历史相联系，但是这个剧里面大多数的人都是真实的，跟历史人物一样的名字，也是在那段时间。

《觉醒年代》有其特殊的贡献，特别是将陈独秀作为一个主要正面人物来展现，过去因为政治原因，从来没有这么塑造过，所以这本身就是一个冲击，有思想解放意义在里面。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学术界早就认为以往对陈独秀的评价不公，应该要为他正名，这也是建立在学术界已经有了非常扎实的研究基础之上，关于陈独秀的问题已经有了很多讨论。这也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觉醒年代》正是将陈独秀这个人物建立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呈现出来，是能够得到社会认可的很重要原因。

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现在讲得不多，就是陈独秀和毛泽东的关系。毛泽东对陈独秀是不错的，毛泽东在七大时有长篇讲话，《毛泽东文选》中都有收录。他有两次很长的讲话，谈到陈独秀。第一，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总司令，他是我们的老师，主要谈陈独秀的贡献。第二，历史上把陈独秀开除出党，对我们党是不利的。原话讲得很清楚，那时候把陈独秀弄到党外去，以为对党好，有什么好处呢？我看没什么好处，弄到党内来又有什么坏处呢，应该是比较好。

因为那时毛泽东想把王明留在党内，增强党的团结。这是毛泽东作为一个战略家的心胸，王明排挤他，他不记私仇，从全党利益出发，有更多的人，这对党更好。所以，他反复做工作，让大家投票的时候要投王明的票，以陈独秀作为例子，站在全党的角度来谈话，当然为陈独秀讲了很多肯定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