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一个历史问题，一定要尽可能地落实到具体的社会阶层、社会空间，这是我当初考虑中共一大为什么会发生在上海这个空间内。

一旦头脑里面有了这个空间意识之后，在看历史材料时就会特别注意将材料中的内涵解读出来。当时，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集中在法租界。其实在1927年以前，国共两党是连在一起的。落到具体空间中，可以发现在现在南昌路那一带，以今天的复兴公园为中心，方圆不超过两平方公里的区域内，聚集了当时激进知识分子的精华部分，国民党的孙中山、朱执信、戴季陶、胡汉民等人都住这，共产党当然就不用讲了，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等。

中共一大会址周围方圆一公里的红色遗址 制图/中青在线 程燦

为什么集聚在这里？第一，最简单的原因是知识分子在社会上不是最富的、也不是最穷的一批人，他们希望过好的生活，又要搞工人运动。每个人都是活生生的具体的人，他们到这里来，一开始并不是就要出生入死闹革命，在选择城市居住生活空间时一定有自己的偏好，这是主观需求。

第二，从城市发展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的逻辑来看，当时房价最贵的地方是租界靠近黄浦江一代，一等地价、一等房价，比较便宜一点就是公共租界的西区、法租界的新区。法租界新区就是现在鲁班路到徐家汇一带，但这一带也不是均衡的，是从东往西逐渐降低，到徐家汇最便宜，靠近陕西路又会比较高一点，房价基本按照这个梯度下来。

那时候的知识分子也都有一些钱。法租界和公共租界的不同之处在于，法租界是共和制度的，注重公共福利，因为法国是一个集权国家，所以法租界实际上也是集权制度，由总领事负责。因此，法租界的市政建设就会更多地从整体考虑，法租界的道路、公共设施、水电煤都会规划得比较好。法租界的租地方式也不一样，是先整体租下来，三通一平，然后再分租出去，而公共租界是由商人向地主一块一块租用。就居住环境而言，法租界相对便宜、舒适，最适合知识分子居住。

第三，很重要的是与城市发展的节奏有关。1914年以后，法租界才大规模向西扩张，正好赶上了整个世界范围内的城市建设革命，尤其城市规划强调高度、宽度，因为以钢筋水泥为主的材料在此时开始投入到高层建筑使用。以前没有很高的建筑，人口居住密度不高，但房子变高、居住人口越多，对道路要求也就越高。上海的公共交通是1908年以后才开始发达的，有了电车，有了公共汽车，就要拓宽道路，城市容纳的人口也不断增加。上海人口1900年是100万，1915年是200万，到1920年达到250万。人口如此快速增长，原因就是工业发展，工业吸纳人口的能力很强，一个工厂能招徕很多人。人口急剧增加，再碰上城市建设革命，道路设计、公共交通等公共设施都比以前好得多，法租界正好在这时期，大面积建造石库门房子。公共租界是到1899年的时候，范围就固定了，没有再大规模扩张。比较起来，法租界是后发展。

第四，大批海外留学生回来。晚清时，留学日本的人数至少是留学欧美的10倍以上，因为欧美留学费用高，当时有钱人毕竟少。他们留学归国恰好赶上城市扩建，于是很多人就聚集在此处。

还有一点不能忽略的是，1916年是很关键的一年。这一年袁世凯去世，北洋政府允许政党公开活动，即政党活动合法化，过去隐蔽的组织和人物浮出水面，成为公开活跃人物。现在我们讲新文化运动是1915年开始，实际上1916年更为重要。蔡元培到北京大学，也是在1916年以后。

如果逐一研究国民党的人物经历，会发现1913到1916年，孙中山在国内是没法公开活动的，否则会被抓起来；袁世凯去世后，他就在现在的香山路定居下来，写出《实业计划》；1919年10月10日，中国国民党在上海正式成立，所以还有一批国民党人聚集在附近。

戴季陶

其实，我们将1919年国民党的成立和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联系起来看，反而可以更容易地解释一些历史事件。那一批人都在同一个地方，共产国际的人与陈独秀联系，也去看孙中山。陈望道有一段话讲得很好，第一我们都是在别的地方被赶出来的，赶拢到上海后，还可以生存。第二，大家都住得很近，哪怕像邵力子他们在复旦教书，也是住在这块地方。第三，就是反复地谈，这一点太重要了。所谓反复地谈，其实是这批人的思想交流、交锋、交融，理论创新就是如此，通过不断的交流交锋，最后创造出新的东西。

我自己在讲红色文化的特点时，会把戴季陶放在里面一起介绍。虽然戴季陶最终没有参加共产党，但是他跟共产党人的共同讨论是非常有价值的。正因为他跟你讨论了，他后来就不参加了，从而也让陈独秀这批人变得更加坚定。包括无政府主义。共产党人跟无政府主义者的讨论也是有价值的，这个价值就是在跟别人辩论、检验的过程中呈现出来的，并非无风无浪就这么起来了。这正是一个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过程，是一个廓清迷雾、确立真理的过程，我们明确了什么是共产主义，我们为什么要搞共产主义，我们应该怎么做等等，也就是陈望道讲的这个过程。

所以，我为什么要注意区域空间问题，只有把这个问题讲清楚了，中国共产党的品质才能凸显出来。

观察者网：您前面谈到的这一批知识分子主要聚集在上海，尤其是中共一大会址附近，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是不能忽略这批人与北京的关系。五四运动能有如此大的影响力，与京沪两地的文人互动有着密切关系；而中共的成立本身就是南北知识精英、革命人士的互动，您对于这个更大范围内的互动有什么看法？

熊月之：我们前面讲的是小空间，这个问题谈论的就是更大的空间。其实，这个问题还可以区分成小空间、中空间、大空间。中空间指的就是江南地区、江南知识分子。这不是为了讲江南文化而讲江南，而是事实便是如此。你可以去考证一下，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分子绝大多数是江南人，李大钊是例外，但据学术界研究，李大钊也是受到江南人的影响，他在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堂就读时，史地老师白雅雨是他的革命启蒙人，白雅雨是江苏南通人，他们曾组织过天津共和会。李大钊是从辛亥革命走过来的，也曾信奉过无政府主义。北方地区原本从事新思想新文化创新的人就比较少，那批人基本上都在江南地区，蔡元培、陈独秀、鲁迅、瞿秋白、茅盾等等一大批人。

李大钊、白雅雨（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