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起青萍之末，这些连字号都不配拥有的中国小作坊，正是在这一时期快速吸收消化新知识新技术，并开始发生生态系统内部的“链式反应”。

2004年，香港老牌玩具厂银辉（SILVERLIT）推出其四旋翼遥控无人机X-UFO，作为世界上第一款面向大众市场而非专业市场的产品，在业界引发轰动。

当然，事后回顾，这一年在中国无人机产业史上留下的最重大印记，可能还要数香港科技大学学生汪滔与李泽湘教授的相识，在后者为ROBOCON机器人大赛开办的辅导课上，汪滔身上那种如同达马般对技术的天赋与“痴狂”，给李泽湘留下了深刻印象。

2006年本科毕业后，汪滔在深圳创办了自己的厂牌—大疆创新，主营遥控直升机飞控系统，和许许多多RC航模圈“大神”作坊一样，靠发烧友口碑佛系卖货，被同道中人认可的满足感远比生意做大做强重要。

这个时期的大疆，或许更像是李泽湘师门编外实验室。继续攻读硕士学位的汪滔，跟着李泽湘天南海北奔波，从08年汶川、09年珠峰再到2010年无人直升机穿越雅鲁藏布大峡谷，这支港科大“梦之队”一次次刷新着遥控直升机应用边界，积累了大量飞控系统创新成果，而李泽湘与其搭档朱晓蕊，也深度参与了大疆融资运营，两人送去大疆实习的研究生，日后有不少成为这家公司核心员工。

2011年，汪滔正式完成硕士论文，开始全身心投入“商人”这个角色，也是在这一年，嗅到多旋翼无人机市场风口，大疆发布了面向专业市场的多旋翼飞行平台风火轮，标志着这家公司从子系统供应商走向更具商业色彩的终端市场。

（消费级无人机发展史上，法国Parrot公司2010年推出的AR.Drone不可不提，正是这款轰动当年CES的产品，点醒了一众无人机飞控系统厂商的想象力，也预示着新世纪消费电子产业带动的机器视觉、MEMS传感器、WLAN通信技术、锂聚合物电池等软硬件进步，已足以将多旋翼无人机托举至普及扩散的临界点，只待从高端玩具向实用工具的“最后一跃”）

从风火轮套件、筋斗云六轴机再到划时代的精灵（Phantom）四轴机，关键子系统上积累深厚的大疆，很快实现了专业市场、商用市场、个人消费市场“三级跳”，并一手缔造了消费级无人机的“iPhone时刻”。

在“精灵”如同压路机一般横扫市场之时，大疆美国分部却爆发了一桩围绕如何分蛋糕的公案，美国市场负责人科林·吉恩（Colin Guin）声称自己是创造现象级业绩的最大功臣，向中国创始团队索取更多股权。

这场风波，很快以吉恩及其北美团队出走，转投美国本土竞争对手3D Robotics而告终。

当年的3DR，看起来拥有轻松“终结”大疆的一切条件：

联合创始人一个是标标准准的美式“车库极客”，另一个是《连线》杂志总编，洞悉数字时代商业潮流的知名意见领袖；营销负责人是据说掌握着大疆“精灵”核心上下游资源，并满怀“复仇”决心的吉恩；在融资上获得了高通等巨头加持；极力强调软件开源特色，标榜3DR要做无人机市场的“安卓”。

这或许是一个精妙而深邃的市场定位，可惜，3DR拥有一切美式创新所需要的元素，却唯独没有对大规模生产的掌控力。

最终，3DR和大疆的武士对决，以一种戏剧性的速度分出了生死。

2015年，3DR压上公司命运的航拍一体机Solo隆重上市，对于这款自比“安卓”旗舰的竞品，大疆的回应是默默将自家的最新款“iPhone”—精灵3，定在一个便宜许多的价位，结果自然可想而知：当能买到两千块的最新款iPhone，有多少人还愿意花更高价钱尝试“安卓”？

这种依托大规模制造能力、朴实无华而又枯燥的规模经济商战，让3DR创始人、新世代精益创业导师克里斯·安德森破防了：“我从来没有见过有哪个市场出现过这样的降价”。次年1月的CES展上，几十家比大疆定价更激进的中国无人机品牌集体亮相，使3DR团队直接取消了后续硬件产品规划，启动公司清算的PLAN B。

3DR暴死和其后GoPro Karma的漫长葬礼，让很多美国人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令人“不适”的冰冷现实：创造出令人向往的新奇高科技商品，已不再是美国或者说整个西方文明的专利。

面对大疆令人绝望的竞争力，美国人在正面竞争受挫后，几乎条件反射般拿出了自己“压箱底”的本事。

2018年，在GoPro正式宣布退出无人机制造后，美国国防部几乎立即颁布大疆采购禁令，代表军工复合体吹响了妖魔化大疆的号角，一系列行为艺术自此开始轮番上演。

从全球产业高地，到只能以“盘外招”苦苦抵御，美国无人机产业短短十余年间的沧海桑田，并不是一个特殊现象。

创造出平衡车品类、今天却已成为九号公司一部分的Segway；开辟扫地机器人品类，却被石头科技后来居上、正在经营困境中苦苦挣扎的iRobot；引领四足/双足机器人创新、曾被许多国内舆论场“意见领袖”追捧的美国创新能力化身波士顿动力，却在市场竞争中被宇树科技“按在地上摩擦”；一度堪与iPhone媲美的科技符号GoPro，正在影石科技的挑战下左支右绌......

硬件创新的世界，早已不再是美国人所熟悉的样子。

在“原本”世界线里，Y世代、Z世代美国创业者，本该会重复他们前辈大佬的商业传奇“模板”：车库创业、天才迸发、高效的融资体系和成熟职业经理人赋能，成为新品类霸主继而享受十年乃至更长的市场份额与超额利润“红利”，从容完成品牌与技术壁垒搭建，再以功成名就的导师身份，拣选下一代商业奇才。

然而中国制造所重塑的成本体系和创新速度，已近乎永久性淘汰了这套自惠普与硅谷创业神话诞生以来的生态循环。不要说大规模铺货的“内卷”强度，即便在从0到1的“车库创新”中，如汪滔般的年轻中国极客也大有人在，正如汪滔自己曾对一众后辈学子的评价：“用三辆车把这群人拉走，放在一个地方，可能几年以后就出来十家非常好的公司了”。

曾几何时因假冒伪劣而被肆意嘲笑，甚至得到“KIFR”（Keepin' It Real Fake）这一侮辱性标签的中国制造，在高强度竞争中，也实现了令人目不暇给的高速进化，不但已能用稳定品质、超低成本和大规模供应能力跑赢从1到100的市场角逐，甚至像大疆等一众新生代企业，能够在从0到1的原始创新中抓住全球最前沿机遇。

时至今日，在歇斯底里的情绪释放之外，开始掌握更多资源的中生代美国政治、科技精英们，也重新发起了对大规模制造业的审视与反思。从比尔盖茨到彼得泰尔，硅谷巨富们也发起了一个又一个慷慨的种子基金项目，试图抛开MBA职业经理人模板，从草莽中拔擢有颠覆性潜力的想法和人才。

然而美式资本主义机器筛选出的精英，要彻底改造这部机器谈何容易，雷斯尼克及其BRINC公司的扶摇直上，足以显示出在美国科技创新在源头处的干涸现状。以至于湾区数以十万计怀揣一夜暴富梦想的数字游民们，只不过将投机的标准模板从西装革履MBA，换成了格子衫爆炸头极客。

看似簇新的瓶子里，晃荡的还是硅谷“忽悠学”旧酒。

一架小小的多轴无人机，已经飞过了美国“硬科技”创新的good old 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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