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就比比看吧

与AI大模型、半导体、商业航天类似，核聚变领域的进展，同样正被美国政坛“强行加戏”，植入地缘格局与大国兴衰的叙事框架，并十分积极地寻求在国际标准、国际规则制定中掌控话语权。

去年末白宫发布的聚变能源发展国际伙伴愿景中，明确提出了五个总体目标，包括“采取适当的技术保护和激励措施，防止掠夺性经济行为；与主要伙伴国家和国际组织交流经验，在技术和政策问题上达成共同立场，支持聚变监管和出口管制框架的协调”，其指向性不言自明。

其实早在2018年，美国能源部就发布了所谓的《中美民用核能合作政策框架》，明确非轻水堆路线的先进反应堆技术一律执行推定拒绝审批原则，直接导致比尔·盖茨担任董事长的TerraPower公司与中方合资项目告吹，原定在华建造的新型行波堆胎死腹中。

面对极具侵略性的“竞争”动作，把我们自己的核聚变事业发展好，无疑是最掷地有声的回应。

美国宣传机器马力全开的鼓吹，的确向全球公众渲染出一种该国核聚变研究占尽先机的印象，以至于一些惯于“独立思考”的国内文人，已经输出了连篇累牍的意林式反思。然而讽刺的是，华盛顿智囊圈新秀巴亚克塔里（Ylli Bajraktari）却反而大声疾呼：中国在核聚变生态系统的投资、组织和建设方面都已超过了美国。

近年来，除了继续聚焦大型托卡马克装置研究的西物院和等离子体所这两大科研重镇，中国核聚变产学研用生态，同样已经涌现出多元技术与产业化路径的探索，

就在2023年底，中核集团牵头，由25家重量级机构组成的可控核聚变创新联合体已正式宣布成立，并举行了中国聚变能源有限公司（筹）揭牌仪式，一支以产业化为明确目标的“国家队”已经整装待发。

对于这样的大手笔，巴亚克塔里的艳羡之情溢于言表，直言“它将把中国的努力统一为一个整体，并将负责扩大规模和部署的国有企业和公用事业公司整合在一起。在美国，这种国家主导的努力是不存在的”。

当然，在这位智囊看来，美国的长处在于市场经济，“与中国不同，美国还拥有一个充满活力的商业生态系统，已经筹集了数十亿美元的资金”。

巴亚克塔里的自信，可能是一种巨大的误解，正如本文开头所提到的，商业公司在中国核聚变生态圈同样活跃。

与美国同行相比，以“四朵金花”（新奥科技、能量奇点、星环聚能、聚变新能）为代表的中国核聚变商业公司，拿到的股权投资总量并不“寒酸”，仅以肩负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BEST，又名夸父启明）建设任务的聚变新能为例，6月底该公司刚刚进行工商信息变更，显示已完成了超过10亿美元规模的新一轮融资，累积融资额更是已经和美国龙头企业CFS基本持平。

而在资源运用上，不同于各自为战指望“换道超车”的美国初创企业，中国公司显示出对紧凑托卡马克的高度聚焦，其中重要技术路线—球形托卡马克之父彭元凯（Martin Peng），甚至就在新奥能源担任着首席科学家，资金、人才集中以及传统托卡马克技术的成果迁移，使这种“聚焦”模式成功几率，明显高于看似噱头辈出的美国核聚变商业圈。

更重要的是，核聚变试验装置作为高度复杂的机电系统，其创新效率依赖于广泛的工业配套能力，就拿美国目前风头最盛的两家企业CFS和Helion来说，前者“征服”投资人所依靠的法宝—稀土钡铜氧（REBCO）高温超导带材，就依赖于全球超导强磁体产业链供应，根据媒体报道，其主要供应商之一的上海超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目前已为全球三个电压等级最高的超导限流器、全球首台兆瓦级感应加热装置、全球磁场最高的全超导稳态强磁体（32.3T）以及全球首条35kV公里级高温超导电缆等重大工程提供原材料。

至于剑走偏锋的Helion，其工程活动长期集中于美国本土西北角的华盛顿州，原因也非常简单，因为只有当地依托波音公司而得以保留下来的航空航天供应链，才能够支撑Helion公司的装置研发与快速工程落地。

从这样的视野审视，中国核聚变商业公司的优势一目了然，门类齐全、水平也与日俱增的中国工业体系，就是我们攻坚克难的最大后盾，例如依托我国稀土磁材领域产业基础，米哈游所投资的能量奇点公司，目前正投入研发其下一代强磁场高温超导托卡马克装置—洪荒170，该装置计划于2027年完成建设，其配套新一代高温超导磁体磁场强度高达25T，足以超越CFS目前水准，预计今年底就将完成制造和测试。

有心栽花花不成，无心插柳柳成荫，几年来核聚变研究领域的变化，或许恰印证了这句古老箴言，随着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生态日趋活跃，核聚变走向实用化，应该不需要再等待另一个30年或者50年了，至于大洋两岸的“技术宅”们谁能率先摘取无尽能源“圣杯”？

这么酷的事情，就比比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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