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曾热情推动托卡马克大型化路线的赫希坦率承认：“在项目开发的早期，工程和商业可行性必须被整合和平衡，如果几十年前在磁聚变研究中建立了这样的平衡，可以肯定的是，托卡马克方法会向不同的方向引导”。

至于ITER的管理问题，则很大程度上肇始于项目建设地点之争。2005年5月，欧盟方面与日本达成协议，为换取后者退出选址竞争，欧盟不仅承诺了高比例的项目采购和资金补贴，还答应支持日本推荐的ITER总干事人选，并为日本预留相当比例的ITER行政人员编制，其后ITER项目实施阶段最关键的十年里，前后两任总干事均为日本人。

当迁就各方利益的管理架构和浸淫着“读空气”文化的日本管理者相遇，果然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松散的开放式科学项目管理风格大行其道，绩效管理与问责压力近乎于无，以至于2010年一次ITER评估会议中，美国代表团团长威廉·布林克曼忍无可忍地表示：“如果我能找到那个提出当前管理架构的人，我会亲手掐死他”。（If I could get my hands on the person who proposed the current management structure, I would strangle him）

无论原因何在，落地进度一拖再拖的ITER，已然错失了全球多边合作的黄金窗口期，波诡云谲的地缘环境大变局里，这艘象征着人类合作精神的航船能否顺利行驶到2039年，需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去年12月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叫停与俄罗斯科研合作，已经释放出一个不详的信号。

更重要的是，ITER所代表的Scaling Law信仰正受到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的冲击，当下太平洋两岸的核聚变创业潮，抑或看似突然的美国惯性约束聚变进展，都与托卡马克大型化所代表的思路格格不入，新的核聚变技术潮流中，Scaling Law似乎已不再是必要的路标。

从气球到月球

事实上，早在托卡马克热潮兴起之初，已有学者对资源押注于同一条技术路线表达过忧思。毕生致力于创新聚变概念研究的理查德·波斯特，就曾通过一个“从气球到月球”的寓言，警示了过早选定技术路线的风险：“这是关于一个原始文明决定登月的故事，他们发明了气球，接下来的想法是，他们会制造越来越强大的气球，显然每个气球都比上一个飞得更高，如果保持这种节奏，气球最终会把我们带上月球”。

半个世纪后，波斯特的寓言一语成谶。诚然，托卡马克大装置书写过并在继续刷新着辉煌记录，人类通过其获得的等离子体物理学知识及工程成果，也已极大助力了高端半导体装备、电磁弹射系统、核磁共振（MRI）等创新，但不可否认的是，大装置距离无限能源的“登月”承诺依然遥远。

（源自核聚变研究的医用超导磁体）

随着Scaling Law信仰松动，长期被遮蔽在旗舰项目“树冠”下的其他技术思路，也开始获得更多“阳光雨露”，当下的美国民营核聚变产业，正是观察这一多元化趋势的极佳剖面。

如果将美国能源部聚变示范基金资助企业名单连同“剑走偏锋”（反场位形FRC）的Helion Energy、TAE Technologies，共同视为美国核聚变产业“突击队”，那么通过简要梳理不难发现，托卡马克技术路线已成为其中的少数派，并且其实施方法也明显区别于ITER，而是与上世纪八十年代昙花一现的Inesco公司相呼应，聚焦于紧凑型托卡马克装置的开发。

以目前融资最多、风头最盛的Commonwealth Fusion System（CFS）为例，其技术验证堆SPARC和商用堆ARC，直径分别只有ITER的四分之一和一半大小，但通过新型高温超导磁体的应用，ARC的能量增益因子据称将超越ITER，且大幅轻量化的超导磁体也将显著降低维护难度，提高电站可用性。根据规划进度，SPARC预计将于2025年末完成组装调试，而ARC预计将在2030年代初期实现并网发电。

在技术路线多点开花的同时，对高温等离子体的控制也涌现出重大创新。

长期以来，磁约束等离子体犹如用橡皮筋捆扎果冻，这样的操作往往依赖于实践knowhow而非理论knowwhy，而有限经验或者说“手艺”，相当程度上保存在为大装置服务的精英科学家圈子内，初创企业几乎不可能与之相提并论。

不过2022年2月，谷歌DeepMind团队在《自然》杂志发表了通过深度强化学习（RL）调控托卡马克装置等离子体的成果，就此开辟了一条全新路径，人们突然顿悟，神经网络“黑盒”与瞬息万变的等离子体或许正是天作之合，如一位美国学者所展望的：“很有可能一些涉及大振幅湍流的不透明过程将始终存在，我们可能永远不知道为什么它能像那样工作，也就是说，它可能就像人类对火的使用”。

总体而言，自2021年末CFS拿下18亿美元巨额融资以来，全球核聚变研究与产业化，已经进入到一个更生动又热闹的新阶段，赛马场上不再只有大型托卡马克在孤独奔跑。高温超导磁体、深度学习等软硬件技术支撑下，多元探索正在揭示核聚变研究新的可能性。

当然，回顾这场如火如荼的热潮，人们也不该遗忘保罗·艾伦、比尔·盖茨这些硅谷“老男孩”的贡献，他们的“钞能力”无疑大大加速了人力资源与专有知识的重新配置，否则按照从原子能委员会（AEC）以降的传统，美国聚变研究恐怕还将长期处于学术机构“自娱自乐”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