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美关税战进入短暂缓和期，中美科技竞争可能会成为下一个关注热点。当地时间5月13日，美国商务部正式发布文件，启动撤销拜登任内签署的《AI扩散规则》，同时宣布采取额外措施加强对全球芯片出口管制，加强对海外AI芯片的出口管制，包括不准全球使用华为昇腾AI芯片等等。

如何理解特朗普政府新出台的半导体管制政策？这将对美国国内、对中国，以及中美科技竞争、全球科技产业带来何种影响？观察者网连线复旦大学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研究基地特邀研究员、B站知名半导体产业up主“芯声”，就相关问题展开细致讨论。

【文/芯声，对话/观察者网 唐晓甫】

观察者网：近期中美关税战有所降温，特朗普政府启动撤销拜登签署的《AI扩散规则》，同时宣布采取额外措施加强对全球芯片出口管制，包括不准全球使用华为昇腾AI芯片。考虑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反复无常的作风，您认为中美半导体是否真的会彻底脱钩？对我国的半导体产业和AI产业来说，这些风波会有怎样的短期和长期影响？

芯声：目前看来，中美半导体产业脱钩已经成为趋势。尤其结合我方近期关于半导体产品原产地认定规则的通知，可以看出双方都有意在降低彼此依赖。而且从近期动向看，即便黄仁勋4月亲自来华，在整体层面也并无太多可落地成果，中国的AI企业也难以直接获得英伟达的AI芯片。

美国在技术管控方面完全限制了英伟达的自主性，他们并不允许那些拥有美国技术、美国产品或美国专利包括设备、材料及备品备件的企业继续向中国公司供货。虽然近日美国商务部正式发布文件，启动撤销拜登签署的《AI扩散规则》，但其政策主要目的是促进美国AI体系的扩散，同时限制中国AI产业发展，并没有根本上改变其对华态度。

面对美方相关政策变动带来的冲击，短期内中国企业只能硬扛，与更多非美伙伴合作。而且美国在大多数半导体制造领域并非不可替代，我们可以找到其他供应源。我原本预计在成熟制程（本文中主要指40nm及以上工艺）领域，中国半导体行业一年内即可完全摆脱美国相关政策的制约。

对于中国来说，好消息是，由于特朗普政府取消了拜登的AI“计划经济”，相当于放弃了前置管控管制。只不过为了维系管制，特朗普选择对全球企业进行政治绑架，不仅要对流出到中国的AI芯片负责，还不能买华为的芯片。

其战略方针与拜登截然相反，拜登的计划是一个系统性拖慢、甚至扼杀中国AI发展的系统性的东西，需要极高的执法能力与盟友的默契。这些在特朗普任内都不会有，特朗普只会有一种手段：以罚代管。

也就是说，特朗普政府也已经在事实上承认美国商务部执法能力有限，无法从根本上预防“违法”行为，但为了维系这套长臂管辖的“面子”，只能“抓现行”对典型案例进行罚款。与其防患于未然，不如放任违规行为，偶尔抓个现行来不断赢赢赢。

当然，这也为中间商创造了巨大商机。我的一个朋友曾在上月中美关税战期间提出，传统的墨西哥毒贩都可以大批量转变为AI芯片中间商，毕竟他们最近已一度从毒品走私转向鸡蛋走私，未来转向芯片走私也不是不行。

特朗普废除了拜登签署的《AI扩散规则》

在新规出台后，我预计大约两年内，AI领域芯片流通的主流渠道将主要变为通过第三国转运，而这些第三国正是美国更为信任的盟友。传统上这种流通过去更多依赖中东或新加坡，只不过他们曾一度受到拜登政府的AI管控措施限制；现在包括墨西哥、加拿大等采购优先级较高的国家，还包括欧盟，英国和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英联邦国家，都可能成为全球AI芯片流转的重要渠道。到时我们可以在宏观层面关注这些国家的芯片需求是否大幅增加。

观察者网：4月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发布《关于半导体产品“原产地”认定规则的通知》称，根据关于非优惠原产地规则的相关规定，“集成电路”原产地按照四位税则号变更原则认定，即流片地认定为原产地。能否请您具体分析一下用流片地作为区分的依据，有什么优劣？

芯声：这个规定的发布主要是出于产业架构的角度考虑，目前在芯片制造领域，代工厂实力分布十分明显：我国台湾地区断档领先，韩国次之，但中国大陆在代工规模上已超过美国本土。

最新的原产地认定规则以代工厂（Foundry） 为判定标准，本质上是政府通过关税和高成本手段让那些原本计划送往美国代工的产品，放弃在美国代工，鼓励企业将代工环节转回大陆。若短期内无法迁移回大陆，也可选择我国台湾地区或韩国代工。

该规则可以有效遏制“阳澄湖洗脚蟹”式的操作：任何一块芯片即便下游封装或组装发生在东南亚，但只要源头在美国生产，最终都将按照美国原产地征税，这可以彻底压缩各国企业在美国代工的利润空间。

台积电亚利桑那工厂

值得注意的是，2022年拜登政府签署“芯片法案”之后，确实吸引了一批跨国企业和美国本土厂商如英特尔前往美国投资先进半导体生产线。这些产线的芯片需要整合进相关产品后才能最终完成销售。然而在我国禁令出来后，在美国亚利桑那等地投产的高端芯片若需要出口回中国，若想借助中国的产业链整合，将面临额外关税，从而使得企业在美投产的成本优势大打折扣。

相比之下，继续在台南、新竹园区代工不仅成本更低、流程更简便，也更符合企业利益。因此，本就生产成本高企的美国产芯片会更多地被用于美国“自娱自乐”，新规则有助于全球芯片生产重心回归那些本就具备成本和政策优势的地区。

观察者网：您此前对美国的“芯片法案”，尤其是该法案的补贴资质审核与补贴落地有较多研究，您如何评估此前“芯片法案”的效果？它是如何一步一步沦为选战工具的？

芯声：在我看来，芯片法案的补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2023年年底至2024年年初启动；第二个阶段从2024年2月至3月开始持续至6月；第三阶段集中在2024年大选冲刺期。

第一阶段的“芯片法案”的资金主要流向那些产线相对老旧、业务多与军工挂钩的企业，比如涉及军工的半导体巨头BAE 、美光科技，也包括格芯公司等其他半导体公司。可以说，这笔补贴并非为了发展先进半导体产能，而是着力保全这些“落后”产能，尤其是军工产能不会因为财务与产能危机而倒闭。

第二阶段从2024年2月至6月，补贴对象转向投资规模更大的半导体大厂。它们在此期间获得了补贴承诺，但并没有获得实款。

由于这些大厂投资额大，所以拿的补贴也比较多。其中英特尔一度预计将获批85亿美元补贴，最终确定补贴额最高为78.65亿美元；三星、台积电、美光等获得47亿到66亿美元的支持。这一补贴规模与初期那几家只有一亿、或最多仅达到十多亿美元的补贴相比，无疑是量级的飞跃。

也正因补贴规模较大，这些大公司曾抱怨补贴承诺的时效性，甚至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获得补贴承诺。英特尔尤其对此颇有微词——其原本希望补贴与贷款总额能达200亿美元，结果实际放款仅70多亿。

这个时期，美国政府的补贴政策更多希望达到一种“千金买马骨”的效果。通过补贴这些企业，让他们在美国进行高价值项目投资，让这些企业承诺在当地招人并创造岗位和利润；然后由此营造税收预期，再进一步落实其他补贴承诺。

第三阶段则集中在选举期，拜登政府将补贴视作选举的政治筹码。在2024年总统大选如火如荼之际，拜登政府甚至根据每周民调数据，选择在特定关键摇摆州宣布补贴政策，以提升当地就业信心，期待当地选民能够对拜登政府感恩戴德，从而赢取选民好感。

最典型的例子是Polar Semiconductor：该公司虽在5月才获补贴承诺，却在9月率先收到补贴，比英特尔和台积电提前近两个月，到账周期仅三个月左右。而且它的主营业务也不包含AI芯片，主要覆盖工业芯片、汽车芯片、功率半导体等产业。

2023年5月9日，沃尔茨在Polar Semiconductor发表演讲

该公司获得补贴的时间非常引人注目——9月，恰好是哈里斯刚刚确认将搭档明尼苏达州州长蒂姆·沃尔兹参选后不久。我和UP主“瓜熟蒂落拉”都认为，此次快速落实补贴行动是民主党内部的一种政治酬谢和利益分配。尽管Polar Semiconductor的技术并无突出之处，财政状况也并不稳健，但快速批准可以为沃尔兹增加党内斗争资本，更好地应对来自夏皮罗等党内人士的不满。

在明尼苏达州的公司获得补贴后，10月又有三家分别来自北卡罗来纳、宾夕法尼亚和密歇根这三大“战场州”的公司几乎同时获批补贴。值得注意的是，这次美国商务部仅相隔一个工作日便完成从资格审批到批准拨款的流程，也就是说美国商务部效率高到只隔一个工作日就选定了一家企业、然后确定给多少补贴，其目的昭然若揭。

这三个战场州的选择也非常微妙。北卡作为“海伦妮”飓风重灾区，当时有分析认为哈里斯在当地有一定机会获得胜选；而宾夕法尼亚州长夏皮罗和密歇根州长惠特默在选战后期对哈里斯团队助力巨大，甚至夏皮罗一度被认为可以作为哈里斯的竞选搭档参与2024年选举。因此，这三家公司的补贴发放与选举政治紧密相关。

到此为止，本应辅助美国芯片行业发展的补贴计划已从最初的产业扶持逐步演变为选战工具，彻底沦为政治筹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