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有余暇过足年而后能养天地人间之和平之气、从容之气

从大年三十除夕、正月初一到正月十五元宵节这十五六天，在中国传统是一年的休闲、欢乐、聚会、祭祀的集大成，具有复合多重的功能。

在中国传统来说，十五天的过年要过足。而十五天的过年时间是传统中国社会当时的中道，即《周易》之“时中”，中国礼乐文明强调“礼，时为大”与“夫礼，所以制中也”。

中道是既不能过，又不能不及，如此过年的节日的原本所具有的复合多重功能、意义才能得到充分发挥而不会有所欠缺而不圆满。过年时间不充足，最直接的影响是，时间上来不及从本家到宗亲、外家、朋友等都拜上年，这就减弱了在过年期间非常重要的情感凝聚的功能。

过年的十五天，是养从容之气，而非局促、操切，明末清初大儒王船山强调从容而有余暇对于养国家、天下和平之气的精微而长远的意义。

作用于人的性情、血气而养和平之气，乃是极为“洁静精微”的国家治理、社会治理之道与术，是中国文明“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政治智慧。故有余暇过足年，此所系非小。非如此，则人心不能得真正之和平，不能真正安而有所止而后能有真正的安定，则心就可能郁积而不自知，正如《大学》所说：“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中国传统过年如此，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现代过年同样如此。若返乡在家过足年而有足够的放松而能养身、养心，那么新的一整年就能积极工作。养得足，才能动力足。过年在家的亲情、乡情、友情的情感滋润，是返回人生、生命的大本大源，而后能发用无穷。

如果去除往返路上所费时间奔波，在家只呆上三五天，则过足年而养身心的这一节日功能就大为削弱。一时的多几天的上班时间的工作效率，与更长远的养和平之气的权衡，孰轻孰重，是值得思考的问题。今日中国的乡村，较之城市更多地保留传统节日的风俗习惯。像农村去城市务工的，不少还是坚持旧的风俗习惯，多是在过完正月十五才出门去城市务工。

礼与习俗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重“时中”。或许过年未尝不可以考虑多放三天假，放到正月初九甚至初十，现在有些乡村还有“有食无食，歇到初十”的说法。这样去掉往返旅途时间，在家过年能呆上一周最好。多放的三天假，其中两天可以在后两周调休，而不是在紧接着的之后一周就调休。这样实质上就只多放了一天假。即使多的三天在后两三周全调休，估计大多数中国人也乐意选择，因为这是基于中国几千年过年传统的积淀。

过大年多放假、调休几天，也是更好地满足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尤其是对于日益增长的精神生活的向往。基于此点，考虑到元宵节在中国传统节日中的重要性，元宵节也可以考虑放一天假。此外，为了不影响办事，也可以安排一部分人在大年初七后就值班，但可以在元宵节期间休息，这样也照顾到这部分人也能过足年。

7、“吾不与祭，如不祭”：过年与祖先、故土的共同体关系

过年看来就多放这两天假，但给予国人的精神满足是无形的。而过年多调休几天，较之五一节小长假着眼于旅游的调休，更显示文明底蕴。故此增加过年的节假，并不是为了有更长假期到外地旅游尤其是到境外旅游。中国几千年的过年传统都是在家过年，而不是出外旅游，这里有中国文明的哲学。

一方面，过年是以养为主，是养和平之气，是静而养动。如果出外旅游，尤其出国旅游，其中的劳累不算，更最重要的是与中国文明传统的天人相应之道相违，人当合于天道、顺道而为，有“道”斯有“德”，而“德者，得也”，“得”是得之于心，是发乎内在的自洽之得。过年在最深层次是安身、安心而安神，也可谓是中医的精、气、神三者皆安。

另一方面，一年忙到头之后赶回家过年，就是为着与一大家子的亲人相聚吃年夜饭，这是显的。还有隐的，那就是在过年时记挂着逝去的祖先，通过祭祀与逝去的祖先相感、相聚。过年的欢乐、祝福不止属于生者，生者还与去世祖先过年同乐，这也就是“祝福”、同乐更为深层的意义所在，是中国人根底深处的精神信仰所在。

中国文明的共同体意识是包括了逝去的列祖列宗的。不止于此，这种共同体意识还包括人与故土，与生养其的一方土地的共同体关系，这是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更深层的精神、信仰的根基。父母以及祖先、故土皆为生养自己者，都需要回报。中国文明的本质是礼乐文明，礼的产生就在报本反始，过年就是“报“这一文明原理的全面而深刻的体现。

中国礼乐文明中所报最大者，体现为传统中国家家户户必立的“天地君亲师”的牌位，这就是两千多年前的荀子所说：“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先师。是礼之三本也。”化简到只有五个字的 “天地君亲师”牌位，百姓在家中日日见到，可谓是中国文明保持连续性的根本所在。

清朝帝制被推翻后，“天地君亲师的”牌位在民间被改为了“天地国亲师”。笔者二十年前在云南楚雄彝族老乡家中犹见“天地国亲师”之牌位，礼失求诸野，诚然。今日或可思考于此当如何守正创新。

南方过年传统礼俗保存完整的农村，初五之前，过年的最初几天上午，家家户户都会到祠堂去，将带上的酒、荤素熟食供奉给祖先享用，并燃香、放鞭炮。祭祖后，往往还会再收拢、带上这些酒、荤素熟食到社官那供奉一遍。

所谓社官，就是乡村里的一方土地爷，这可谓是中国管辖地方最小的土地爷，城里则有城隍庙。传统中天下最大的土地爷莫过于京师社稷坛中的“社”，而京师社稷坛的左边则是太庙，这在每一个普通百姓家则对应的是祠堂，这就是家国同构的文明原理的体现。

中国文明“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家国共同体意识乃是由小而大、由内而外、由近及远。首先是最小的家庭、最小的本乡本土，最后扩展到天下。家国共同体意识的养成，最在日用而不知的层面就是礼乐文明的各种仪式。

过年的祭祀仪式必须是祭祀者本人在场，这就是《论语》所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而孔子强调：“吾不与祭，如不祭。”而“慎终追远，民德归厚”。延续几千年的节日的仪式之化育人心是比宣讲更移易人心于无形之中，无形之“无”往往胜于有形之“有”。

基于以上缘由，我们理解了中国文明传统过年一定要在家过，是有其一套哲学的。与过年的休息相对的是工作、生产，其实过年也是各种最核心、最底层的社会关系的再生产与持续化。这种年复一年的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在根本上保证了文明传统的延续，其中有可大久之道。从元旦到元宵十五天的过年，蕴涵着中国文明甚深的智慧。

明乎此，则如《论语》记载孔子所说：“或问禘之说，子曰：‘不知也。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其如示诸斯乎！’指其掌。”孔子指出明白了礼的原理，治国易如反掌。故而过大年不止是个人、家庭的私事，还深层次地联系着国家、天下太平之公，所以家家户户的春联横批经常有“国泰民安”，而“泰”就是《周易》泰卦——“天地交，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