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在与上海交通大学江晓原教授的一次对谈中，刘慈欣将这一两难困境推演到“生存”与“人性”二者择其一的层面——当人类集体面临生存危机的时候，究竟是要选择丢掉人性而活下来，还是保持人性直到最终灭亡？对此刘慈欣表示：“我从开始写科幻到现在，想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到底要选哪个更合理？”[14]出版于2008年的《三体II：黑暗森林》，可以看做是对这一问题的正面回答——小说描述了一个“零道德”的宇宙，各种外星文明仿佛处于霍布斯所描述的“自然状态”，进行着“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恐怖斗争。[15：446-447]为了地球文明的生存与延续，人类不得不放弃温情脉脉的道德准则，进行一系列残酷的选择。在《三体III：死神永生》中，铁血英雄维德则对选择“人性”的女主角程心发出沉重的告诫：“失去人性，失去很多；失去兽性，失去一切。”[16：382]

种族形象：民族主义与“想象的共同体”

1998年，刘维佳在一次同学聚会聊天时谈到了中国的历史处境问题。他认为，如果世界是一个弱肉强食的战场，那么中国其实是不那么情愿地被卷进去的，若中国能够选择，历史可能会是另一番模样，《高塔下的小镇》即是伴随这样的思考写成的。这里值得追问的，或许是中国如何被想象为“在世界历史之外”，并且“不情愿地被卷入世界”，而“中国”与“世界”又为何会以“田园”和“丛林”的面貌出现。

张旭东曾在一篇论述九十年代民族主义与大众文化的论文中指出，随着中国经济融入全球市场，随着劳动力、商品和资本的自由流动，以及城市化与现代传媒所形塑的“媒介共同体”的出现，中国的消费大众，在一种现实经验的层面上，遭遇到了一个通常以民族国家边界为标志的、充满差异的现代资本主义世界。在此过程中，一种文化民族主义话语，便成为这一群体通过抵抗西方发达民族国家的世俗民族主义而争取自我表达的实践方式。这种世俗的大众民族主义，从根本上来说，既不同于政府的爱国主义修辞，也不同于过去一个世纪以来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创伤经验，而联系着某种全球化时代的身份政治。在张旭东看来：

简言之，盖尔纳所描绘的欧洲19世纪的工业化和社会流动性与20世纪末的中国发生了共鸣。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下，后革命时期的中国将发现自己的处境类似于盖尔纳所想象的卢里塔尼亚国（Ruritania，或“小农国”）。由于被充满活力的、“现代”的美格洛马尼亚国（Megalomania，或“大帝国”）所包围，本土的、农耕的、说方言的卢里塔尼亚人就不仅有了现代化的意愿——即加入到工业化的“普世主义主导文化”中去，并且也萌生出成为一个民族的意愿。[17：112]

在盖尔纳的《民族与民族主义》中，“卢里塔尼亚”与“美格洛马尼亚”之间的遭遇，成为民族主义形成过程的一种寓言般的原型叙事[18：58-62]。又或者，根据柄谷行人对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概念的发挥，所谓“国民”（nation），一方面应该理解为脱离了建立在血缘和地缘之上族群共同体的诸个人（市民）而构成的，另一方面，它还必须根植于类似于族群那样的共同体所具有的相互扶助的同情心（sympathy）。“我们甚至可以说，nation是因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扩张族群共同体遭到解体后，人们通过想象来恢复这种失掉的相互扶助之相互性（reciprocity）而产生的”[19：4]。

这些论述从另一个角度提示我们，刘维佳笔下被“丛林”所包围的“小镇”，或者刘慈欣《三体》中所描绘的在“零道德”宇宙中艰难求生的地球人类，与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的大众民族主义叙事，具有着相同的文化逻辑。在刘慈欣看来，用“种族形象”和“世界形象”取代“个人形象”来展开冲突，是科幻文学所独有的艺术手法，“种族形象和世界形象是科幻对文学的贡献”[20：50]。就像王晋康将“以人类整体为主角”视作“核心科幻”的重要特征一样[8]，这些观点都预设了科幻应该是“无国界”的。然而，他们笔下反复描绘的那些天真而善良，在科技水平上处于“欠发达”状态，却有着悠久的历史、丰富的文化传承、以及高度集体认同感的“种族形象”，与其说是描绘人类命运，不如说是中国在全球化时代对于自我与他者关系的想象性再现。

在2007年成都世界科幻大会上，王晋康发表了一篇名为《科幻作品中民族主义情绪的渲泻和超越》的主题演讲。在演讲开头，王晋康首先引述了一个被中国科幻作家们广泛认可的观点：“科幻小说中的主角应该是人类，一个整体的人类……科幻作家应该以上帝的视角来看世界，这种目光当然是超越世俗、超越民族或国别的。”但随即他承认，在许多当代中国科幻作家（包括他本人在内）的作品中，呈现出鲜明的民族立场。“在这些作品里，作者们其实仍是以上帝的视角来看世界，只不过上帝并非白皮肤，而是一位曾饱受苦难、满面沧桑的黄皮肤中国老人”[21]。在这里，王晋康敏锐地察觉到，西方科幻中的主体形象，那看似代表普遍性的“人类”，其本质上是“白皮肤”的。而这位“白皮肤上帝”与“黄皮肤上帝”之间的视角差异，则使得当代中国科幻作家必须要在以“人类”为主角所展开的世界图景中，关注和思考“中国人”的主体位置。

在一篇发表于2006年的短篇小说中，王晋康讲述了一个半真实半虚构的故事：2058年，全球变暖导致的海平面上涨，淹没了太平洋上一个名叫“图瓦卢”的小小岛国，岛上的一万多波利尼西亚人被迫迁往澳大利亚内陆居住。小说叙事者“我”，一个在内陆长大、从未见过大海的12岁图瓦卢男孩，跟随父亲和族人回到即将彻底消失在海平面下的祖国。男孩的爷爷为了守护祖先留下的土地之神“马纳”，独自像野人一样在岛上生活了28年，并让图瓦卢国旗继续在岛上飘扬。然而，这份悲壮的坚守，最终还是在一日日上涨的大海面前败下阵来。小说结尾处，爷爷依依不舍地跟随家人登上了直升飞机，与故土永别。[22]

这篇小说以悲壮而凄凉的笔触，描绘出一个民族国家对于自身命运的忧虑。那年复一年上涨的潮水，日渐缩小的国土，终将随着土地一同消失的民族之魂马纳，以及岛上最后一个固执的老人，共同建构了一个异常生动的寓言式的象征空间。小说中借图瓦卢男孩之口写道：“温室效应是工业化国家造的孽，却要我们波利尼西亚人来承受，白人的上帝太不公平了”[22：43]。那冷酷无情的潮水，不仅仅是全球变暖所造成的自然灾难，同时也是对全球化浪潮的象征，它摧毁了民族国家的传统与精神家园，将其人民变成无家可归的“流散者”（diaspora）。小说中，“爷爷”发现在英语学校接受教育的“我”几乎不会说自己的母语图瓦卢语，于是生气地表示：“咱们已经失去了土地，又要失去语言，你们这样不争气，还想保住图瓦卢人的马纳？”[22：47]这正是从一位“黄皮肤上帝”的视角所发出的哀叹。

英雄形象：“多余人”与“大写的人”

如果我们将“70后”青年科幻作家的作品，与“核心科幻”放在一起对比，就会发现二者之间最大差别恐怕不在于“科学成分”的多寡，而在于主人公的形象和精神气质——如果说前者表现了不能适应的“进化”的“多余人”们彷徨于无地的迷茫与纠结，后者则续写着个人以一己之力承担起人类集体命运的宏大叙事，并在这样的图景中赞颂主体的崇高之美。

在《高塔下的小镇》中，男女主人公身上同样呈现出这种差异性。这其中，独自离开小镇的女孩水晶，被塑造为一个生性浪漫的理想主义者，在她看来，个人对于未来的希望和对于生命意义的追寻，与“人类进化”这一宏大叙事所描绘出的历史终极目标紧密相连，从而具有一种崇高的使命感。因此她激动地向阿梓宣告：

我们推掉了进化的责任，世界的进化动力就因此减弱了一些，因而我们人类到达那个我们为之无限向往的目的地的时间就要推迟一些。这不是可以视若无睹的无关紧要的事，这是使命!进化是生命的使命!屈服于恐惧而逃避责任逃避使命是可耻的![10:19]

而阿梓一方面被水晶的热情所打动，另一方面，却因为“进化的重负”而充满恐惧，从而未能迈出那生死攸关的一步。直到这时，他才明白自己与水晶是两种不同的人：

我天生就是一个农夫，真正关心的只有庄稼、农活、收成以及日常生活，别的我很少主动去关心。而她天生就是个气质极为浪漫的人，她从小就能感受到这个世界中我们难以感受到的成分，她思考我们无法独自理解的问题，她追求我们视若水中之月的东西……我突然意识到，我之所以那么强烈地爱着水晶，实际是源于我对未来对希望对生命意义的渴望与憧憬![1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