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这样的社会文化转型，使得中国科幻小说从一种有关于现代化的未来之梦，开始逐渐向更加复杂的社会现实靠拢。一方面，随着大量欧美科幻作品的译介，以及国际交流的不断深入，中国科幻作家积极向欧美同行们学习，希望创作出现代化、国际化、“具有人文关怀和思想深度”的作品，并且相信科幻小说应该“关注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命运”，而不仅仅只是描述地方性经验；然而另一方面，这些讲述人类如何面对外来威胁的故事，却也同时在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所说的“政治无意识”的作用下，将当代中国人的经验与思考、恐惧与希望编织其中。正如詹姆逊在谈到乌托邦与科幻小说时所指出：“即便我们最疯狂的想象也不过是经验的拼贴（collages of experience），是由此时此地的各种碎片所构成的。……从社会层面上看，这意味着我们的想象受到我们自己生产方式（或许也包括其中所保留下来的过去各种生产方式的残余物）的限制”[7：xiii]。从这个角度来看，当代中国科幻小说，其实并不一定比所谓的“现实主义文学”更超脱，而往往被某种沉甸甸的“现实的引力”所拖拽。

《科幻世界》

这一时期，以《科幻世界》杂志（其前身为创刊于1979年的《科学文艺》）为平台，一批被称为“新生代”的作家成为中国科幻的主力军。这些作家大致可以被划分作三组进行讨论：

其一是出生于七十年代，于九十年代进入大学并开始科幻创作的青年科幻作家群体。他们的作品多集中刻画某一“多余人”在现代/后现代恶托邦中的个人遭遇和身心状态，从中传递出对现代进步的质疑，对都市生活、工业景观和机械化的厌弃，以及对失落的精神家园的怀旧感伤之情。

其二是何夕、王晋康、刘慈欣这三位常年工作生活于三线城市，具有工科知识背景的中年男性科幻作家。王晋康自己将他们三人的创作归结为“核心科幻”，并认为这样的作品最能够体现科学之美[8]。而按照韩松的描述：“他们的作品，气势恢宏，场面辽阔，科学推理缜密，技术细节常常经过严格的论证，情节生动，悬念迭起。他们关注宏大的主题，关心人类、地球和宇宙的命运，也关注国计民生。他们的作品充满爱国主义激情，激扬着道德评判，耽于幻想而又永不失现实之感”[9：9]。

其三则是从事新闻工作的韩松，其作品充满阴郁诡谲的寓言色彩，通过将本存在于“现实”和主观世界中的多元、混沌、反常、非理性，释放到科幻的异境中，从而唤起读者对于当下世界的警醒，并由此叩问“人性”、“理性”、“科学精神”、“文明进步”这一系列神话光环背后的荒诞和不确定性。

在这些作家笔下，“进化/选择”是一组出现率很高的关键词。迫于“进化/进步”的压力，一切智慧种族（人类、机器人、“人造人”、外星人），都不得不为了生存竞争而“不择手段地前进”。这类以“物竞天择”为名的大叙事，将全球资本主义的市场法则，呈现为人力不可撼动的“自然规律”。在这唯一的游戏规则中，放弃“人性”成为种群生存和进化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而个人或集体究竟应该如何做出抉择，构成故事中最为核心的矛盾。

在本文三到五节中，笔者将从“70后”作家刘维佳的一部短篇科幻小说《高塔下的小镇》[10]出发，对当代中国科幻中的三个关键议题：空间形象、种族形象与英雄形象，展开进一步分析。

空间形象：从“田园”到“丛林”

在小说开头，作者向我们展现了一座无名小镇，镇上的人们以农业为生，过着田园牧歌一般宁静的生活。小镇中央矗立着一座白色高塔。可以放射出死光，将一切企图进入小镇的生物当场击毙。在高塔的防御范围之外，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荒蛮世界，不同文明为了争当世界霸主而征战不休。尽管其中一些实力雄厚的部落一直虎视眈眈地觊觎这座小镇，但他们的数次进攻都失败了，只留下“生死线”之外成堆的尸体。

小说男主角“阿梓”（同时也是第一人称叙事者），是一个在小镇上长大，满足于平凡生活的青年农民。他所暗恋多年的女孩“水晶”，却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好奇。在大量查阅小镇图书馆中的藏书之后，水晶告诉阿梓一个惊人的发现：由于高塔的保护，小镇上的生产力水平在过去三百年中都毫无变化，仿佛“凝固在时间的长河里”，而这样看似幸福的生活，实则既没有意义也没有希望。小说结尾处，水晶下定决心走向外面的世界。而阿梓虽然内心中充满纠结，却依旧不敢踏出“生死线”之外，只能目送水晶独自离开小镇一去不复返。

对于乌托邦的想象常与原始的自然风光挂钩（资料图）

可以说，这篇小说留给读者印象最为深刻的，莫过于对高塔所分割开的“内部”与“外部”这两个世界的刻画。在女主角水晶看来，自己成长的小镇“用自我封闭来逃避进化”，因而成为一个“没有历史”的地方，这种状况让她感觉到悲痛万分：

三百多年来，小镇上的生活几乎完全没有变化，商队带来的商品品种越来越多，可我们只有粮食；这小镇没有历史，每一年都没有什么不同，人们昆虫一般生存和死去，什么也没留下，没有事迹，没有姓名，没有面目，很快便被后人彻底忘却……[10：12]

与此同时，镇上一群野心勃勃的青年们，则对小镇之外的世界表达出发自内心的认同：“大的文明势力吞并小的文明势力，将来的世界必定将为它们其中的某一个所独占或被几方瓜分。创造历史的只可能是强者，弱者只能充当铺路石……”这种不甘和躁动，令年轻人们不满足苟安于小镇中，而一心渴望“加入强者的行列甚至驾凌于其上”[10：12]。

对于这样两个迥然不同的世界，我们可以从以下四个层面进行解读：表面上看，这仿佛是一则关于人类文明的抽象寓言，“退守”与“进化”，“田园”与“丛林”，“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构成经典的二元对立。

继而，这样的对立会让人联想起梁启超在二十世纪初所作出的，关于“有历史的人种”和“非历史的人种”的论述。梁启超接受了黑格尔有关中国外在于“世界历史”的观点，并且指出“竞争”是人类历史进步的“公理”，也是一个民族走向世界历史的驱动力。在这样的二元结构中，古老中国因为丧失了竞争力而退出历史舞台，成为停滞而落后的“非历史的人种”，而那些欧美民族则在竞争中保持着进化的势头，成为现代历史的创造者[11]。

再而，在八十年代以来的文化语境中，这一对立再度以“黄色农业文明”和“蔚蓝色海洋文明”的面目泛滥于大众文化中。为了“与世界接轨”，当代中国人不得不拥抱作为冷战胜利者的全球资本主义逻辑，并极为自觉地接受了一整套有关于“优胜劣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话语。《高塔下的小镇》中，那些年轻人们梦想“加入强者行列”的愿望，正与现实中一部分人渴望“走向蔚蓝色海洋文明”的动机如出一辙。

最后，这种左右为难的痛苦思考，亦联系着刘维佳本人真实的情感结构。作为一个曾在三线城市中艰难打拼的知识青年，他将对于转型期中国的观察和思考融入科幻写作中，并不断在作品中探讨“进化”的残酷与必然性，以及在此过程中被牺牲的弱势群体。

可以说，《高塔下的小镇》所描绘的这两个世界，即便对于非科幻读者来说也并不陌生：一个是代表着家园和栖居之所的“人”的世界，另一个则是巨大而冷酷的“非人”世界，由于“进化/进步”的历史阶梯，已先在决定了二者之间的等级秩序和发展方向，因而前者不论如何也无法避免被后者击溃和侵吞的命运。这幅历史图景，其实早在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中即已得到生动的描绘：

它（资产阶级）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12:276]

作家刘慈欣

在当代中国科幻中，不同作者会以不同方式去展现这种“没有选择的选择”，而这些故事背后的逻辑其实都如出一辙。譬如在刘慈欣笔下，“生存竞争”与“进化”常常被描述为普遍的“宇宙公理”，因而越是“高级文明”，其行为越是野蛮。在一篇名为《吞食者》的小说中，刘慈欣设想了一种靠不断吞食其他星球而维持自身延续的外星文明，而地球则不幸地沦为牺牲品。一个幸存下来的地球人悲愤地质问道：“难道生存竞争是宇宙间生命和文明进化的惟一法则？难道不能建立起一个自给自足的、内省的、多种生命共生的文明吗?”而吞食者则回答：“关键是谁先走出第一步呢？自己生存是以征服和消灭别人为基础的，这是这个宇宙中生命和文明生存的铁的法则，谁要首先不遵从它而自省起来，就必死无疑。”[13：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