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阿梓与水晶之间的决裂，与其说体现了农民与知识青年之间的阶级鸿沟，不如说是以自我分裂的方式，折射出后革命时代青年人最普遍的心理症候，即个人与集体历史脱离之后，对于自身选择的质疑和无力感。正如安东尼·吉登斯所指出：“个人的无意义感，也即是那种生活没有提供任何价值的感觉，成为晚期现代性背景下最基本的心理问题。……‘生存的孤立’并不是说个人与其他人分离，而是与一种实践完满而惬意的生存所需要的道德源泉的分离”[23：9]。尽管“我”渴望在超越个人生存的崇高理想中，获得对未来的希望和完整的人生意义，但因为将个人与历史总体性联系起来的那种集体认同的缺失，使得“我”不知道自己该何去何从。因而在“70后”青年科幻作家笔下，我们看到的是对于集体命运的不确定，以及个体在其中的迷茫、纠结、追寻与幻灭。

与之不同的是，在“核心科幻”中，主人公的选择则清晰地体现出个人对于集体与历史的责任感，并通过承担起这一历史使命，而实践某种有意义的行动。在此，或许可以暂且用一种略显简单化的类比，来对三位“核心科幻”作者笔下主人公的特点进行概括：

在何夕看来，科技必会释放出野心家心中的贪欲，从而将人类推向毁灭和罪恶的深渊，因而英雄的职责便是封住地狱闸门，守护现世安稳。因此如果由他来写《高塔下的小镇》，那么性格孤僻的主人公将敏锐地察觉到，所谓高塔，其实是某个野心勃勃的科技官僚借以统治小镇的阴谋，最终主人公凭借天赋异禀打倒反派，为被压迫的小镇居民带来拯救。

在刘慈欣眼中，科学技术永远与人类文明进步的信念联系在一起，今天的科幻之梦将会是明天的现实，为此可以牺牲一切，“不择手段地前进”。因此在他笔下，男主角将发动小镇上有进取精神的科学青年们集体出走，最终建造飞船飞向星空，以实现人类的伟大梦想，以及精神层面的超越。

而对王晋康而言，由于“进化”是某种高于个人意志的“天命”，因此无论科学先知们是捍卫传统还是推进变革，人类都将“沿着造物主划定之路不可逆转地前进，不管是走向天堂还是地狱”[24：8]。因此在他笔下，主人公将会分裂为一对同样孤僻且悲情的科学狂人，其中一人独自守护高塔的秘密，以维护小镇上脆弱的现世安稳，另一人则出于对于集体的深切责任感，怀着纠结痛苦亲手摧毁高塔，令镇上的人们不得不离开家园，去残酷血腥的生存竞争中赢取新的发展机会。

以上三位“核心科幻”作家的共同之处则在于，在他们的作品中，清晰地描绘出关于历史的方向感，以及英雄对于这一历史目标的信仰，也即是坚定不移地相信，自己当下的选择是在以正确的方式对人类文明负责。因此，通过科学认知所洞察到的“历史发展规律”或者“终极真理”，便成为这份信仰得以建构的基石。而“英雄”的形象——或者说“大写的人”——亦在一个历史纵深被再度打开的叙事空间中得以重建。正是出于对自己所占有真理的信仰，使得这些英雄们在一个有关“人”的主体性神话日益破碎的后现代世界里，孤独而执着地，朝向他们心中那遥远却并非不可抵达的历史终极目标，一步一步走去。

与“核心科幻”作家相比，韩松的独特之处，正在于他质疑这种建立在进化观念上的终极目标。在一个名叫《受控环》的短篇故事中，韩松描写了一幅寓言般的历史图景：人类王国与机器王国交替出现，如同钟摆周而复始。每次变化发生之后，全体国民们都丧失了记忆，忘记自己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前来这里试图拯救这个王国的“控制论专家”向“海洋王”指出：“你们随时间而变化，却不能随时间而进化”[25：280]。“不能进化”正是韩松作品中一个挥之不去的、幽灵般的意象。没有方向，没有救赎，没有彼岸，没有乌托邦，有的只是周而复始，一次又一次回到原点的循环。这种噩梦般的恐怖，让韩松对现实中一切看似欣欣向荣的“进步”都充满焦虑。

在一次访谈中，韩松提到，如果要编一个中国英雄拯救世界的故事，其中最挑战想象力的部分，不在于英雄的个人能力，而在于“他要怎么去打破一个轮回的宿命。”

结语：后革命时代的民族寓言

阿兰·巴迪尤在《共产主义设想》中，以一种充满警示的语言这样描绘当前世界的危机和知识分子的使命：

从很多方面来看，今天我们更加接近于19世纪的问题，而不是20世纪的革命历史。各种各样19世纪的现象正在重演：大范围贫困，不平等加剧，政治蜕变为‘财富仪式’，大群青年中的虚无主义，众多知识分子的奴性屈从，那些探索如何表达共产主义设想的的实验主义小团体，正遭到围攻和围困……[26:41-42]

在此意义上，中国于冷战终结之际加入资本主义全球体系，似乎确如《高塔下的小镇》所描述的那样，是从“田园”走向“丛林”，从社会主义走向“野蛮资本主义”，而不得不重新面对巴迪尤所说的“19世纪的问题”。在此过程中，工业与后工业社会的种种弊端——贫富分化、环境污染、食品安全、信息过载、经济动荡等等——都渐次显影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而这些问题和危机，无一不是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症候式体现。

与主流文学和其他通俗大众文学相比，九十年代以来科幻小说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将被压抑的危机意识灾难化、总体化、具象化，将渗透入人们日常生活中难以言说的荒诞感与不安全感，显影为“非人”力量的威胁。与此同时，这些作品的另一个特征，则是在当前晚期资本主义取得全球普遍胜利的境况下，对于另类可能性想象力的丧失，是无力从危机中寻找突围之路的脆弱感和无助感。

正是这一具体的历史情境，令笔者尝试从“后革命时代的民族寓言”这一角度来剖析当代中国科幻。这些作品往往从个人日常生活中的危机感出发，通过想象人类文明的灾难与困境，去触及当下资本主义文明的总体性危机，并在对于危机的想象性解决中，展现出当代中国人的情感、立场与道德选择。

在詹姆逊看来：“第三世界的文本，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关于个人和力比多驱力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方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27：523]。我们可以同样从这一角度，来描述当代中国科幻的民族寓言特征：

在当代中国的科幻文本中，甚至那些看起来超越了政治目的和功利主义的要求，超越国家与民族“小我”，以“全世界人类共同命运”为书写对象的文本，依然或隐或显地以民族寓言的方式表露出文化政治的诉求——在这里，“个人遭遇”、“种族存亡”与“人类集体命运”，与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文明总危机与民族国家立场之间，通过一系列转喻和隐喻，呈现出复杂纠缠的多重耦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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