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同胞共同的民族和文化认同，是实现两岸和平、祖国完全统一的重要基础。

近年来在民进党的政治操弄下，岛内“台独”势力日渐嚣张，处心积虑在岛内开展“去中国化”改造，企图割裂两岸同胞共同的历史文化认同，长此以往恐将从根本上冲击并重新塑造台湾民众、尤其是下一代人的认知。

因此，两岸民众要持续加强交流交往，不仅是在经贸层面，更要有人文的沟通，夯实共同的历史记忆、国族认同与情感基础；尤其是两岸年轻人要一同努力，为两岸和平发展增添新生力量。

围绕中华民族建构等相关问题，观察者网对话了《再造国族——中国民族识别的历史与政治面向》一文的作者、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吴启讷，从文化层面探讨当下国族建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对话/观察者网 李泠】

观察者网：在中国历史上的“国族整合”过程中，“于17世纪中期以前以某种方式整合到中华帝国秩序中的非汉人群体”，为何“没有寻求脱离中国，反而尽力寻求在中国国家体制内占有一席之地”？

吴启讷：17世纪前、中期发生了一件事，就是清朝的建立。清朝本身就是由少数族群满族作为统治阶层的政权，它在整个体制里实行了在很大程度上保护少数族群的政策，但同时也逐渐推动改土归流。

改土归流的对象主要是中国东南部和西南部的非汉人群体。首先，这些非汉人群体没有自己建立国家政治体制的政治传统；其次，他们在过去长达一两千年里面，多数时间跟周边汉人之间的关系是水乳交融的——当然不是没有冲突，有一定的冲突，可是他们之间最终建立了相互依赖的关系，17世纪中期之后，这些人的关系可以用现在的一句话来形容，就是“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汉族也离不开少数民族”。

对少数族群利益的保护，体现在清朝的整个国家体制内。以在清朝就已确定成为中国领土的岛屿台湾岛为例，在台湾岛上，为了保护台湾先住民——台湾的少数族群──的利益，他们特地制定了一系列土地法律，包括划定名为“土牛沟”的界线来限制汉人的开垦，同时限制汉人以各种方式取得少数族群的土地资源及其他资源。在这种情形下，台湾先住民的利益就跟清朝的国家利益结成一体了，它为什么还要脱离清朝国家体制？脱离这个体制一定会对它造成损害。

清朝曾特地制定一系列土地法律以保护台湾先住民的权益（资料图/台媒）

放眼整个中国东南、西南的少数族群，乃至于中国西北的部分少数族群，也是一样，这些少数族群的利益跟中国的国家体制结成一体。所以当中国在1912年转化成为一个以中华民族作为国族认同的民族国家的时候，他们当然希望加入这一个民族国家的新体制里，他们认为这样的体制会保护他们的权益。如果这个体制解体的话，它的权益恐怕没有办法获得保障。

比如从法律角度来看，假如汉人没有受到这个体制内法律的限制，他们就可以凭借人数优势对少数族群的政治经济文化权益造成侵害。我想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观察者网：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任剑涛在讨论国族构建时曾提到，“对那些具有政治体建构历史记忆的少数民族而言，汉民族聚居区的传统文化，对国族和国家建构的吻合机制建立的用武之地不大，有时甚至可能无能为力。……将儒家文化作为这些地区建构国族与文化认同的基础，……也许挑衅了他人的宗教信仰与文化传统，很大可能构成一种文化抵触……”您多次前往新疆调研，是否有相同体验？

吴启讷：我想我在很大程度上也有这种感受。如果我们没有注意到中国各族群文化的多元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就来自历史上多元的、长期累积和演变的文化传统，如果我们把古代中国简化地视为汉人王朝的接续，把中国传统文化简化为汉人的传统文化，当然不容易动员包括各族群在内的全体中国人一同建构现代中华民族认同的共同基础。不过我接下来有一点想法，可能跟任教授所强调的侧重点不完全相同。

我觉得儒家文化传统是整个中国文化里的开放、包容传统的一环。儒家文化不是一种封闭的族群文化，它不局限在汉人文化当中；儒家文化的开放性，让我们看到中国历史上从十六国开始，少数族群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对儒家文化的接受；也让我们看到越南、朝鲜、日本等地在接受儒家文化后，建立古代国家，甚至现代民族国家。假如说儒家文化是一种强调族群差异的文化，那么这些人恐怕就没有办法儒家化了。

事实上，儒家文化本来就与西欧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的排他性意识形态现象有巨大的差别，它对体质差异极大的政治传统和文化因素的包容，使得它成为我们建构包容性更大的中华民族民族国家时，仍然有必要继承的文化资产。